福王府的粮仓被搬空那日，朱常洵躲在书房的暗格里，听着府外老兵们搬运粮草的号子声，气得浑身发抖，肥肉颤个不停。直到卢象升带着人走了，他才被家丁们搀扶出来，看着空荡荡的十六间粮仓，还有被撞坏的朱漆大门，一口老血险些喷出来。
“反了！反了！”朱常洵瘫在太师椅上，指着洛阳城头的方向，声音尖利得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卢象升！秦良玉！两个匹夫！竟敢闯王府、抢粮草，这是以下犯上，是谋逆！”他身边的管家战战兢兢地递上一杯参茶，被他挥手打翻，茶水溅了满地，“本王要上折子！要告御状！我要让圣上看看，他的好将军，是怎么欺辱皇亲、践踏皇权的！”
那一日，福王府的灯火亮了一整夜。朱常洵亲自执笔，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字里行间全是委屈与愤怒。他避而不谈自己坐拥万贯家财却见死不救，只说卢象升“擅闯王府，劫掠粮草，目无皇权”；不提洛阳军民断粮的惨状，只骂秦良玉“纵容部将，助纣为虐，藐视宗室”。他还在奏折里添了许多“细节”——说老兵们“破门而入时，伤及府中仆妇”，说卢象升“手持长枪，直指本王卧房，言语威胁”，最后更是哭诉说“王府存粮被掠一空，本王与家眷日后只能啃树皮为生，恐难再为圣上尽忠”。
奏折写好，朱常洵让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又特意派了自己的贴身侍卫随行，再三叮嘱要“务必将卢、秦二人的恶行，一字不落地禀明圣上”。做完这一切，他才觉得心头的火气消了些，却依旧坐立难安——他怕卢象升和秦良玉报复，更怕圣上不信他的话。毕竟卢象升刚打了大凌河大捷，是朝廷的“有功之臣”，秦良玉也是屡立战功的女将，他一个常年在地方享乐、名声本就不好的藩王，能不能告倒他们，还是个未知数。
可朱常洵没想到，他的奏折刚到京城，就被一群“清流”官员当成了攻击卢象升的利器。
当时的朝堂上，本就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卢象升、孙传庭为代表的“实务派”，主张练兵强兵、以战止战，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边境和重镇；另一派则是以礼部尚书徐光启、翰林院学士刘谦益为首的“清流派”，他们大多出身科举，饱读诗书，却不懂军事，更看重“礼法纲常”，认为“皇权不可侵，宗室不可辱”，哪怕是为了救百姓，也不能“以下犯上”。
福王的奏折一到，清流们立刻如获至宝。刘谦益拿着奏折，在朝堂上慷慨陈词：“卢象升身为总兵，不思恪守臣节，竟敢擅闯藩王府邸，劫掠粮草！福王殿下乃圣上亲叔父，是皇室血脉，卢象升此举，是对皇权的践踏，是对纲常的漠视！今日他敢抢福王，明日便敢反朝廷！若不严惩，日后武将皆效仿之，我大明的江山，还能安稳吗？”
徐光启也跟着附和，语气沉痛：“古语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卢象升虽有战功，却不知‘君臣之礼’；秦良玉虽为女将，却不懂‘尊卑之别’。他们眼中只有百姓，没有圣上；只有战场，没有皇权。长此以往，武将骄横，宗室受辱，我大明的礼法何在？纲纪何存？”
一群清流官员纷纷响应，有的说要“将卢象升、秦良玉押解回京，打入天牢，听候发落”；有的说要“削去卢象升的兵权，贬为庶民，以儆效尤”；还有的更激进，说“秦良玉一介女流，本就不该掌兵，此次又助卢象升犯上，当处以极刑，以正纲常”。朝堂上吵成一团，清流们唾沫横飞，把卢象升和秦良玉骂得狗血淋头，仿佛他们不是救了洛阳数十万军民的功臣，而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而实务派的官员们，则据理力争。兵部尚书杨嗣昌站出来，沉声道：“诸位大人，洛阳被围四十日，军民断粮三日，若不是卢将军、秦将军冒险借粮，洛阳早已城破，数十万百姓早已死于敌军刀下！福王府存粮如山，却见死不救，卢将军此举，是救民于水火，是为大明保住洛阳！何错之有？”
“杨大人此言差矣！”刘谦益立刻反驳，“救民固然重要，可礼法纲常更重要！皇权不可侵，这是立国之本！卢象升即便有救民之心，也该先奏请圣上，待圣上下旨，再向福王借粮，怎可擅自行动？这便是目无圣上，是大逆不道！”
“奏请圣上？”杨嗣昌冷笑一声，“洛阳到京城，快马加鞭也要十日！等圣上下旨，洛阳的军民早就饿死了，城也破了！到时候，诸位大人是不是又要骂卢象升‘见死不救，贻误战机’？”
朝堂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从清晨吵到正午，依旧没有定论。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上，脸色如常，一言不发。他心里清楚，卢象升和秦良玉救了洛阳，是有功之臣；可福王是他的亲叔父，卢象升擅闯王府，确实让他有失颜面。可是这些藩王的所作所为呢！自大凌河胜利以来，崇祯皇权日盛，加上内阁的文官外派赈灾，军机处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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