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的路，仿佛比攀登“鬼见愁”更加漫长。每一步都牵动着疲惫到极致的肌肉和紧绷的神经，但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仿佛被山下那片渐趋清晰的村落磁石般吸引。晨雾在朝阳的驱散下缓缓流动，如同透明的轻纱，让石匠铺的轮廓一点一点地从朦胧中剥离出来。
那并非一个繁华的集镇，只是散落在山坳缓坡上的几十户人家，房屋多是就地取材的石块垒砌，低矮而朴实，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或青黑色板岩。几缕炊烟笔直地升起，在无风的晨空中显得格外宁静。村口有几棵高大的老槐树，枝桠虬结，像沉默的哨兵。隐约能看到一些早起的人影在村中活动，挑水、劈柴，过着最寻常不过的山居生活。
然而，在这看似寻常的平静之下，我们都能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警惕。靠近村口时，老耿发出了几声有节奏的鸟鸣。片刻后，从村口老槐树后和一侧的石屋阴影里，悄无声息地闪出两个持枪的民兵，他们穿着打补丁的土布衣服，眼神锐利，动作干练。
“耿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其中一个年轻些的民兵显然认识老耿，脸上露出欣喜，但目光迅速扫过我们这群狼狈不堪、装备杂乱的不速之客，带着审视。
“回来了。这些都是友军兄弟，从鬼子包围圈里冲出来的。”老耿简单介绍，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老马他们到了吗？”
“到了！昨天后半夜就到了！直接送到后山祠堂……哦，现在是临时医护所了。”民兵连忙回答，目光在我们身上逡巡，尤其在张铁锤等人那几乎看不出原样的国民党军服碎片上多停留了一瞬，但并没有多问，侧身让开了道路，“快进去吧，魏书记和卫生员小何都在那边。”
“医护所……”我听到这三个字，心脏猛地一缩，也顾不上什么礼节，几乎是脱口而出：“我弟弟！叫二蛋的，他怎么样？”
那民兵被我问得一怔，看向老耿。老耿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跟上，然后对民兵道：“我们先去医护所。”
踏入石匠铺的村路，脚下是凹凸不平的石板，两旁是低矮的石墙。村民们从门缝里、窗户后投来好奇、惊讶，甚至是一丝恐惧的目光。我们这支队伍的样貌实在太过骇人——衣衫褴褛，满面污垢，身上带着血迹和泥土，眼神里混合着疲惫、警惕和一丝重获新生的茫然。与这宁静的山村格格不入。
但没有人出来围观，也没有人喧哗。只有几个半大的孩子，被大人紧紧拉着手，睁着乌溜溜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们。一种压抑的、默契的沉默笼罩着村庄，这是敌后根据地特有的氛围，每一个陌生面孔的出现，都可能意味着危险或转机。
老耿显然对这里很熟悉，他带着我们穿过几条狭窄的巷道，径直走向村子后方靠近山脚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比普通民居稍大些的石砌祠堂，门口有两个持枪的八路军战士守卫，神情严肃。
还没走近，一股混合着草药、消毒剂（可能是煮沸的盐水或石灰水）和淡淡血腥气的气味就飘了过来。祠堂里隐约传来压抑的呻吟和人声。
我的脚步瞬间变得僵硬，既渴望立刻冲进去，又害怕看到不愿面对的场景。张铁锤和其他人也停下了脚步，望着那扇半掩的木门，神情复杂。
老耿推开门，光线涌入，照亮了祠堂内部的景象。
祠堂的正厅被打通，地上铺满了厚厚的干草，干草上躺着、坐着二十几个伤员。有的昏睡着，有的睁着眼睛望着屋顶，有的正在由穿着同样朴素、但手臂上套着红十字袖标的卫生员换药。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病床，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只有几个瓦罐在角落里用炭火加热着，冒出带着药味的水汽。
我的目光如同探照灯，急速地扫过每一张面孔，搜寻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大山！这边！”老马的声音从祠堂角落传来。
我猛地转头，看到老马正蹲在一个干草铺前，旁边还有一个梳着两条麻花辫、看上去年纪很轻的女卫生员，正低着头忙碌着。
我几乎是踉跄着冲了过去，扑到那个干草铺前。
是二蛋！
他躺在那儿，身上盖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脸色依旧苍白得吓人，嘴唇干裂，但胸口微微的起伏告诉我，他还活着！他的额头和脖颈上敷着湿布，旁边放着一个瓦碗，里面是黑褐色的药汁。那个年轻的女卫生员——小何，正用一块干净的布，小心翼翼地蘸着温水，擦拭他干裂的嘴唇。
“二蛋……”我跪坐在干草上，声音颤抖得几乎不成调，伸出手，想去碰碰他，却又怕惊扰了他。
小何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秀但带着浓浓倦意的脸，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低声道：“他刚喝了药，睡过去了。你是他哥哥？”
我用力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二蛋的脸，生怕一眨眼他就会消失。“他……他怎么样？”
“很不好。”小何的语气很直接，没有任何委婉，“肺部感染很严重，高烧反复，身体极度虚弱。我们现有的药很少，磺胺几乎没有，只能靠山里采的草药退烧消炎，效果很慢。能不能挺过来，要看他自己……和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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