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时初刻，天光未朗，晨雾如纱。
一夜之间完成骨架重塑的大齐新军，正沿着淮河北岸荒僻的土路，向着东北方向的涡水口疾行。饥饿、疲惫、伤病，如同沉重的锁链拖拽着每个人的步伐，但一种新生的、近乎机械的秩序感，却在这支队伍中顽强地蔓延开来。
“三三制”的初步推行，效果立竿见影，却又伴随着痛苦的磨合。
各伍、各火内部，老兵与新附者挤在一起，彼此呼吸可闻，肢体不时碰撞。最初的尴尬和戒备，在单调而急促的行军脚步声中，被强制性地消磨着。伍长、火长们嘶哑的催促和简短的指令，成了维系这个小团体不至于散架的唯一纽带。
“王二麻子，跟紧！别掉队！”
“李火长，我们伍有人脚崴了！”
“搀着走！不许停！掉队就是死！”
“水……还有水吗？”
“忍着！按伍分配！下一个歇脚点再喝！”
没有温情脉脉，只有生存至上。纪律的绳索勒进肉里，却也勉强捆住了濒临溃散的士气。教导队员和宣教官们穿插在队伍中，声音同样嘶哑，却反复强调着同一个核心：“咱们现在是一个伍的人！一伍五人，同生共死！你帮衬他，就是帮衬你自己！过了河，就有活路！”
简单的口号，在绝望的境地下，产生了微妙的力量。当一个人摔倒，同伍的其他人（无论是出于命令、情谊还是自保本能）会伸手去拉；当一个伍有人实在走不动，火长会勒令其他伍暂缓，帮忙分担行李。尽管时有怨言，尽管效率低下，但一种原始的、基于小团体生存责任的凝聚力，正在滋生。
更显着的变化在指挥层面。层层负责的架构，让命令的传达和执行速度明显加快。黄巢或王璠的一道指令，能相对迅速地通过营、队、火、伍的链条，传达到最基层的士卒耳中，而不再是以前那样依赖将领的个人威望和随机喊话。虽然新上任的各级头目还显生涩，许多决策仍需上层直接干预，但至少，指挥的“神经网络”被初步搭建起来。
孟黑虎的“夜不收”如同最敏锐的触角，在前方和两翼远远撒开，不断将情报汇总回来。那支神秘船队的位置、动向、规模，以及周边唐军、地方势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严密监控。
“报！船队仍在原河汉苇荡中，未有离开迹象。似在修补船只，炊烟两处，人数估计三十到五十。”
“报！上游十五里，发现唐军骑兵游弋，约五十骑，但未向我方方向搜索，似在例行巡河。”
“报！后方二十里，发现大规模烟尘，疑是崔安潜主力前锋，多为步卒，有少量车仗，行进速度不慢！”
坏消息与潜在的好消息交织。追兵更近了，但走私船队仍在，且唐军水上巡逻似乎还未察觉那个极其隐蔽的河汉。
黄巢当机立断：“王璠，你带前军精锐一营，外加孟黑虎手下得力之人，轻装疾进，务必在午时前抵达目标河汉外围，控制局面！记住，首要目标是船！尽量以交涉、购买、甚至……胁迫手段获取，非万不得已，不要动武，不要惊动对岸守军！”
“赵璋，组织匠作营和所有懂水性、会操船的人，准备随时接手船只，并搜集一切可用于加固、修补船只的材料！”
“其余各部，加速前进，至河汉北侧三里外丘陵地隐蔽待命，做好随时接应或阻击追兵的准备！”
命令清晰，分工明确。改革后的指挥体系开始显现效率。
王璠领命，立刻从各营抽调最精锐、体力相对较好的老兵五百人，加上五十名“夜不收”，卸下不必要的辎重，只携带短兵、弓弩和少量干粮，脱离大队，如同离弦之箭，消失在晨雾弥漫的荒野中。
他们的速度极快，伍、火结构保证了小股部队在复杂地形下的协同。两个时辰后，王璠所部已悄无声息地抵达目标河汉西侧一片茂密的柳林。
通过“夜不收”的指引和亲自观察，王璠看清了河汉内的情形：那是一片被高大芦苇和茂密水柳环绕的废弃小河道，入口极其隐蔽，需穿过一片看似无法通行的沼泽才能进入。十余条大小不一的船只——有简陋的舢板，也有稍大些的篷船，甚至还有两条似乎经过加固、能载重数吨的平底货船——正散乱地停靠在泥泞的岸边。数十个身影在忙碌，修补船板、整理缆绳、从船上往下搬运一些用油布覆盖的、方方正正的货物（很可能是私盐）。这些人衣着杂乱，但动作利落，眼神警惕，绝非良善百姓。
“是盐枭，或者和水匪有勾结的私贩。”孟黑虎低声判断，“看他们的架势，是在这里临时歇脚、处理货物，可能晚上才会再次行动。”
“他们有多少武装？”王璠问。
“明面上看到带刀的有十几个，船舱里可能还有。弩箭估计也有，但不会多。这些人求财，一般不硬拼，但逼急了也够狠。”
王璠略一思索，定下策略：“先礼后兵。我带二十人，扮作流民头目，直接去交涉，买船。你带其余人埋伏在外围，听我号箭。若谈不拢，或他们想通风报信，立刻动手，速战速决，不留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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