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便是繁琐而激烈的细节讨论。田赋税率定在每亩收获的百分之五到十五之间（依田地等级），远低于前朝实际负担；丁税尝试与田赋合并计算，避免重复；商税税率也力求适中，以不伤及商业活力为度。户等划分则结合田产、房宅、牲畜等粗略估算，力求相对公平。
最大的难题在于征收体系。以往税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是民愤焦点。黄巢力主改革征收方式。
“设立‘税课司’，专司税收。征收人员需经考核选拔，给予固定薪俸，严禁与税收挂钩提成。”黄巢决然道，“推行‘官收官解’，百姓按核定税额，直接缴纳到指定官仓或银号，领取官印收据，避免税吏中间盘剥。同时，在乡、里设‘税赋公示牌’，将每户应纳税额张榜公布，人人可查，相互监督。鼓励百姓举报额外索求或贪污行为，肃政司严查，查实重罚，并给举报者奖赏。”
“此外，”黄巢补充道，“可设立‘平准仓’、‘常平仓’，丰收时以略高于市价收购余粮，灾荒时平价或借贷放出，既平抑粮价，保障民生，亦可作为税收的实物储备，减少运输损耗和中间环节。”
一条条细则在争论中逐渐成型。新税制力求做到：税目简（三税为主）、税率明（张榜公布）、征收直（官收官解）、税负公（摊丁入亩、区别户等）、监督严（公示举报）。这无疑是对旧有征税体系的彻底颠覆。
半月后，《岭南新定税赋令》正式颁布。与田制新政文告一样，它以大白话写成，贴遍城乡。除了详细规定三类税收的征收对象、标准、时间、方式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后面附着的“免税与奖惩条款”：新开垦荒地，三年不征田赋；遭遇水旱虫灾，核实后可申请减免；饲养耕牛、兴修小型水利、改良田土者，可酌情减税；而官吏私自加征、索取“火耗”、“淋尖”等，百姓可持官印收据告发，一经查实，官吏严惩，告发者受赏。
告示一出，民间反响比之分田更为热烈。
“真的假的？就这三样税？‘鼠尾钱’、‘鞋脚钱’都没了？”
“看！这里写着呢，所有杂税，一概废除！再有多收的，可以去那个‘肃政司’告状！”
“按田收粮，田好的多交点儿，田差的少交，这倒是公道！”
“我家刚分的田是下田，税率才百分之五？比以前租子还低！”
“商税一税通行？那以后贩货去韶州，不用在每个卡子都被扒层皮了？”
“公示？每户交多少都贴出来？这……这倒是新鲜！”
怀疑者有之，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的庆幸和跃跃欲试的期盼。尤其是那“公示”和“告发”条款，如同给了普通百姓一件虽然还不怎么敢用、但确实握在了手里的武器。
当然，阻力不会消失。习惯了从中牟利的旧吏暗中咒骂，部分豪强也在计算着新税制下自己的得失，并试图寻找新的漏洞。但无论如何，一套全新的、试图体现“公平”、“简明”原则的税制框架，已经随着岭南的春风，吹向了千家万户。
李阿牛不识字，但他拉着村里一个老童生，把乡里税赋公示牌上的内容听了一遍又一遍。当听到自家那四亩水田、六亩旱田该纳的粮钱数目时，他愣了很久，然后蹲在地上，捂着脸，肩膀无声地耸动起来。
那数目，还不到往年交给地主租子的一半。而且，再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钱”了。
他站起身，对着广州城的方向，再次深深跪下，磕了个头。这一次，没有了最初的狂喜，却多了几分沉甸甸的、仿佛终于能挺直腰杆活下去的踏实。
税制改革的犁铧，正在深耕这片古老的土地，试图翻去那层名为“横征暴敛”的板结土层，播下“轻徭薄赋”的种子。能否成活，能否茁壮，尚需时日检验。但变革的序曲，已然奏响。岭南的春天，因为这两项关乎根本的新政——分田与改税，而显得格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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