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远离故土和亲人，在一个完全陌生、文化迥异、甚至对内地人存在偏见的环境里生活，晓白和年幼的安安能否真正适应？精神上的孤独和不适恐怕远比物质上的困难更难熬。
他来到香港，是带着使命的。如果因为一己私欲，将家人接来，从而分散精力、增加风险、甚至可能影响工作，那他将无法面对组织的信任，也无法面对自己当初的誓言。
而且，国内形势虽然紧张，但那里毕竟是他们的根，有他们的亲人、朋友、熟悉的一切。让晓白放弃一切，带着幼子来到这个前途未卜的殖民地，真的是对他们好吗？还是仅仅为了缓解他自己的思念和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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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眼已是数年之后。
易瑞东更是以“易向东”的身份在港岛生活了下来。
他依旧是华新社总务科那位勤勉可靠的副科长，但通过经年累月的工作，特别是与霍家等工商界人士维持的良好关系，以及阿强、阿芳日益成熟的情报网络，他在分社内部的作用和受重视程度已悄然提升。
他对香港社会的观察与研判报告，因多次准确预判了某些经济动向和社会情绪波动，逐渐得到分社领导乃至更上层的一些注意。
这几年间，借着述职、汇报工作等机会，他得以数度返回北京。
每次归家，都是短暂的温馨与离别的沉重交织。
儿子安安从蹒跚学步到满地飞跑，从牙牙学语到能清晰喊出“爸爸”，每一次变化都让他欣喜又心酸。
周晓白眉宇间的坚韧一如既往，但岁月的风霜和独自支撑的辛苦，也悄悄刻下了更深的痕迹。岳母身体尚可，大爷大娘头发更白了。
最让他感到安心又忧心的是岳父的情况。
得益于岳父在军中资历深厚、为人正直、且并无明显派系纠葛，加之一些老战友、老上级或明或暗的回护，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中，他虽然也受到波及，经历了数次审查和“学习”。
但始终有惊无险，未被彻底打倒，只是被调离了原核心岗位，担任了一个相对清闲的顾问职务。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一次难得的、只有翁婿二人的深谈中，岳父抽着烟，望着窗外萧索的冬景，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历经沧桑后的疲惫与一种超越时代的清醒：
“瑞东，你在外面（香港）看到的情况，比我在这里听到的、感受到的，恐怕更真实。这场运动……唉。”
他没有说下去，只是重重叹了口气，“晓白是个好孩子，能吃苦，也懂事。安安还小，未来的路长得很。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风浪，但他们娘俩……”
他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易瑞东：“你在港岛，虽然也不容易，但至少……相对安稳一些，物质条件也好些。我听说，现在港岛实行抵垒政策，只要能够成功进入港岛市区，就能获得港岛的居留权（该政策规定，内地非法入境者抵达香港后的待遇，取决于其被截获的地点，成功“抵垒”：若偷渡者能成功进入市区（界限街以南），并与亲友会合或找到居所，即可获得合法居留权；遭截获遣返：若在边境禁区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内地）。”
易瑞东心中一凛，似乎预感到了岳父要说什么。
“我还有一些老关系，虽然现在不大顶用了，但办点具体的事，疏通一下关节，或许还能试试。”
岳父压低了声音，语气带着一种决断，“你有没有想过……让晓白和安安，过去找你？”
易瑞东心脏狂跳，多年前那个被他理性压下的念头再次猛烈翻腾。
他张了张嘴，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岳父似乎看出了他的震惊和顾虑，摆摆手：“我知道你的工作性质特殊，有纪律。但凡事总有变通。你那个‘易向东’的身份，现在也稳了吧？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以‘家庭团聚’、‘照顾妻儿’为由，申请让她们过去，我在国内这边，可以想办法把晓白的工作关系、户口迁移这些手续‘合理化’，尽量不引人注目。
到了那边，她们就是普通的家属，不参与你的任何工作，只是过自己的小日子。这……或许比留在这里，整天提心吊胆，看不到未来要强。”
岳父的提议，无疑是在用他最后的人脉和影响力，为女儿和外孙铺一条可能的生路。这条路上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甚至可能是新的困境，但至少，它指向了一个相对远离眼前这场政治风暴的方向。
易瑞东内心天人交战。
理智告诉他，这依然违反纪律，增加暴露风险，将家人置于陌生且复杂的环境。
但情感上，对妻儿安危的极度担忧，对岳父一片苦心的感念，以及内心深处对家人团聚的深切渴望，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击着他坚守多年的原则壁垒。
这一次，反对的声音似乎不再像多年前那样坚决。
或许是因为对国内形势越发深重的忧虑，或许是因为岳父的提议提供了一丝看似可行的“操作空间”，也或许是因为……他在香港数年，确实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掩护身份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让他对保护家人有了稍多一点的底气（或错觉）。
经过数个不眠之夜的思考和极其隐秘的权衡，易瑞东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冒险的决定。
他通过只有自己掌握的绝密渠道，向他的单线联系人（李铁山）发送了一份极其谨慎的请示，详细说明了国内家人的困境、岳父的提议、以及他自己对风险与利弊的分析，请求组织研判。
他做好了被严厉驳回甚至受处分的准备。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令人焦灼的等待后，他收到了回复。
回复的措辞极其简洁、含蓄，但意思明确：“情况已知。若确系家庭特殊困难，且能确保绝对安全隔离，可酌情考虑以个人名义办理。一切行动须以不损害工作为前提，后果自负。”
这几乎是一种默许，或者说，是一种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情况、不承担明面责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组织理解他的困境，也认可了他数年来的工作表现和“易向东”身份的稳固性，但将最终的决定权和全部的风险责任，交还给了他个人。
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回复，易瑞东在宿舍里呆坐了整整一夜。天亮时，他眼中布满了血丝，但神色已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他再次与岳父进行了秘密而高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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