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响起低声议论。委员会主席，一位德国法学家，敲了敲木槌：“莫兰先生，您希望委员会做什么？”
“第一，公开谴责这种技术的研发，呼吁所有国家立法禁止环境释放基因改造藻类。第二，要求瑞士政府彻查这家公司及其所有关联实验室。第三，建立国际监测网络，对敏感水源地进行定期基因检测。”
“这些都需要时间，而您说的技术可能已经在测试中。”
“所以我们需要立即行动。”皮埃尔斩钉截铁，“从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亚马逊河、尼罗河——从所有奥西里斯标注的水源地开始检测。现在，马上。”
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休会，委员会进入闭门讨论。皮埃尔走出会议室时，苏帕正在走廊等着他，手里拿着新打印的资料。
“我查了那家‘水生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苏帕快速说，“在洛桑郊区的一栋生物科技园里。表面上是研发‘水华治理藻类’的环保公司，确实获得了政府补贴。”
“能进去吗？”
“很难。安保很严，进出需要多层权限。但我联系到了一个在里面工作的实验室技术员——柬埔寨留学生，叫萨琳。她看了新闻，认出了你的名字，主动联系了我。”
皮埃尔眼睛一亮：“她说什么？”
“她说实验室B区是高度机密，只有三个核心研究员能进。但上个月，她负责处理B区的生物废物时，看到了一些培养皿标签，写着‘GP-7’，后面有湄公河、伊洛瓦底江等字样。她偷偷用手机拍了照。”
苏帕调出照片。模糊，但能辨认：培养皿上的标签确实有河流名称，还有日期和编号。
“她还能提供什么？”
“她说，下周有一批培养物要运出瑞士，目的地保密，但货运单上的接收方缩写是‘A.D.’——安托万·杜兰德名字的缩写。”
皮埃尔握紧拳头：“他们要运输活的基因改造藻类。我们必须拦截。”
“但怎么拦截？我们不知道运输方式、时间、路线。”
“那就让瑞士海关知道。”皮埃尔已经走向电梯，“我有一个朋友在联邦海关调查局。如果我们能提供足够可疑的证据，他们有权开箱检查。”
柬埔寨，第二个村庄：塔克村
塔克村的情况比普农村更糟。这里更靠近上游，河水已经变成浑浊的黄绿色，散发着刺鼻的化学气味。村民告诉林雅和谢洛琛，三年前河水还能喝，两年前只能洗澡，一年前连洗澡都会起疹子，现在他们完全依赖三公里外的一口深井，但井水也在变少。
“井水是甜的，但越来越少。”村长是个干瘦的老人，说话时不断咳嗽，“年轻人去城里打工，寄钱回来买桶装水。但我们这些老人，走不动了，只能喝这个。”
他指着院子里一个浑浊的水缸，水面上漂着不明的浮沫。
谢洛琛从车上取下便携式水质检测仪。结果令人心惊：重金属铅、汞超标二十倍以上；某种工业溶剂含量是安全标准的五十倍；PH值低到3.5，几乎是酸性。
“这水不能喝。”林雅声音哽咽，“一口都不能喝。”
“那我们喝什么？”村长反问，“买水？一桶水够一个家庭喝两天，要五千瑞尔。我们种地，一年收成除去成本，剩不下几个钱。”
“基金会会提供紧急净水设备。”珍娜立刻说，“今天下午就安装。但长期来说……”
“长期来说，上游的工厂必须关停。”谢洛琛收起检测仪，“而关停需要法律、证据和决心。村长，您愿意带村民去省城抗议吗？去法院起诉吗？”
老人沉默了很久。院子里的其他村民也沉默着，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远处病童的咳嗽声。
“我儿子，”村长终于开口，“三年前去工厂抗议，被打断了腿，现在还在家里躺着。法院？工厂老板的弟弟在法院工作。省城？省长的女儿嫁给了工厂老板的儿子。”
绝望像这浑浊的河水，淹没了这个小小的院子。
林雅感到一阵无力。净水设备能解决一时，法律诉讼可能无果，政治关系网坚不可摧。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污染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不公。
但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孩从人群中走出来。她大约十六七岁，穿着褪色的校服，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笔记本。
“我记录了。”女孩的声音不大，但清晰，“过去两年，每天河水的气味、颜色，还有村里人生病的情况。我画了图表，做了统计。老师说我应该去参加科学竞赛，但我不知道这些数据能交给谁。”
她翻开笔记本。稚嫩但认真的字迹，每天的气味描述（臭鸡蛋味、药水味、甜得发腻），颜色变化（黄、绿、褐、红），以及生病记录（咳嗽、皮疹、腹泻、发烧）。最后一页是手绘的折线图，显示河水变差与生病高峰的时间完全吻合。
“你叫什么名字？”林雅轻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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