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张老板，我不问了。”林溪站起身，语气平和，“你安心开店。记住，我的电话你有。如果遇到任何困难，或者改变主意了，随时打给我。”她将一张只有名字和电话的简易名片放在桌上，没有职务头衔。
张全福看着那张名片，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低着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离开“老张家”，林溪的心情异常沉重。张全福的退缩，印证了她最坏的担忧——城西派出所，或者说王强背后的那张网，能量和手段远超想象，而且行动极其迅速、狠辣。他们不仅能在检察院内部设置障碍，更能精准地掐灭最源头的火苗。
她翻开笔记本，看着上面记录的另外几个类似案件受害者的名字和地址：被王强“调解”后放弃追诉的菜市场摊贩刘翠花；被打伤后拿了“高价赔偿”却落下残疾的修车工老马；儿子被打成轻伤、因“调解”而错过伤情鉴定最佳时间、最终证据不足无法立案的退休教师周阿姨…
这些人，会是下一个张全福吗？她还能从他们口中，听到真相吗？
林溪决定改变策略。她不再直接亮明身份去询问案情，而是以“社会调查员”或“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模糊身份，先从侧面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现状和心理状态。
她找到了在菜市场角落摆摊的刘翠花。刘翠花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皮肤黝黑粗糙，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麻木。
林溪假装要买菜，和她攀谈起来。提起那次被打的经历，刘翠花眼神立刻变得警惕，连连摆手：“都过去了！赔了钱，人家也道歉了，还提它干啥？惹不起，躲得起！”当林溪试探性地提到王强警官时，刘翠花脸色瞬间煞白，抓起一把菜塞给林溪：“姑娘，这菜送你了！快走吧！别问了！”然后像避瘟神一样，推着三轮车匆匆躲进了人流中。
在城郊结合部一个破旧的修车铺里，林溪见到了老马。老马的右腿有些跛，走路一瘸一拐。他的铺子门可罗雀，旁边新开了一家装修气派的“大勇汽修”（赵大勇的产业）。
提起那次被打断腿，老马浑浊的眼睛里只有认命的绝望：“命不好，认了。钱？早花光了，看病都不够。王警官？呵呵…人家是‘青天’！咱老百姓，能咋地？告？告谁去？证据呢？人家调解书上白纸黑字，是我自愿的！再闹？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活几天呢…”他摆弄着手里一个生锈的扳手，声音沙哑而无力。
退休教师周阿姨家，大门紧闭。邻居告诉林溪，周阿姨自从儿子那事之后，就很少出门了，精神受了很大刺激，有点恍惚。
有人看见前几天晚上，两个穿得像混混的人在她家门口转悠了很久…
一圈走下来，林溪的心如同浸在冰水里。恐惧，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这些受害者心中扎根、蔓延。王强，或者他背后的势力，用实际案例清晰地告诉了他们：反抗，意味着更可怕的报复，意味着连眼前这点苟延残喘的生活都可能失去。在绝对的权力和暴力面前，沉默和屈服，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林溪站在夕阳的余晖里，看着这座喧嚣的城市。那些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背后，阴影里蜷缩着无数个张全福、刘翠花、老马和周阿姨。他们的委屈和不公，被一张无形的、由人情、关系和权力编织的大网死死捂住，发不出声音。
她该如何撕开这张网？如何让这些被恐惧吞噬的心灵，重新燃起对法律的信任？
回到检察院，林溪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技术科。她找到老赵，提出了一个请求。
“赵工，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城西派出所那个王强，还有他那个副所长堂哥赵德彪，以及…我们院的孙涛副科长，他们的银行流水、房产信息、家庭成员情况？特别是他们和赵大勇之间，有没有异常的资金往来或者关联企业？”
老赵愣了一下，随即面露难色：“林溪，这…这不合规矩啊！没有立案手续，我们技术科不能擅自调取内部人员的隐私信息，更别说公安系统的干部了！这要是被孙副科长知道了…”
“我知道不合规。”林溪打断他，眼神异常坚定，“但赵工，你看看这些！”她把走访张全福等人的记录和录音（部分在对方未察觉时录下的恐惧反应）推到老赵面前，“他们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恐惧已经掐住了他们的脖子！常规的调查手段，在王强他们这张关系网面前，寸步难行！我们等立案？等孙涛‘同意’？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张全福的店被砸？等到周阿姨彻底疯掉？还是等到下一个受害者出现？”
老赵看着记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恐惧描述和绝望控诉，又看看林溪眼中那不容置疑的执着，沉默了。
他想起林溪扳倒高明远时的魄力，想起她体内被植入追踪器时的凶险。这个年轻的女检察官，似乎天生就是为了挑战不可能。
“…风险太大了。”老赵压低声音，犹豫着，“万一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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