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同县委大院门前那条流淌了不知多少年的小河，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却以一种恒定而执着的力量，悄然向前。转眼间，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的喧嚣与光环已渐渐沉淀为背景音，唐建科的生活和工作，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稳期”。
这种“平稳”，首先体现在工作的得心应手上。
曾经需要绞尽脑汁、反复推敲的各类公文，如今对他而言，已如同熟悉的老朋友。通知、请示、报告、工作总结……每一种文体的格式、用语、分寸感，他都已烂熟于心。科长刘启明交办下来的文稿任务，他往往只需浏览一遍要求，脑海中便能迅速构建起清晰的框架，下笔如有神助，效率极高。过去可能需要耗费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才能完成的材料，现在或许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专注投入，便能交出质量上乘的成品。
办公室的同事们早已习惯了他高效精准的工作节奏。那些请教和探讨依然存在，但性质已然不同。以前更多是“唐哥，这个该怎么写？”，现在则变成了“唐哥，帮我看看这样写行不行？”，前者是求助，后者是求证，一字之差，反映出他在众人心中已然确立的“专家”地位。唐建科也乐于帮助同事，在审阅别人草稿时，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建议，让人心悦诚服。他在综合科，俨然成了质量和效率的双重保证。
就连之前态度变得微妙的科长刘启明，似乎也完全适应并默认了这种新的科室生态。他将更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常规材料的把关任务，自然而然地交由唐建科负责。科室内部的日常运转，呈现出一种高效而和谐的状态。刘启明把握大方向，进行最终审核和对外协调；唐建科则成为实际上的“执行主编”，确保科室核心产品——各类文稿的质量；其他同事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分工，让刘启明轻松了不少，也让唐建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每天，唐建科按部就班地上班、处理文件、参加会议、与人沟通。他穿着越来越合身的白衬衫和深色西裤，步履沉稳地行走在县委大楼的走廊里，遇见领导，礼貌而恭敬地打招呼；遇见同事，温和地点头致意。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符合身份的、恰到好处的微笑，既不过分热情显得轻浮，也不过于冷淡显得孤傲。他说话办事越来越有章法，滴水不漏。
在外人看来，这位年轻的县委办新锐，正沿着一条无比光明的坦途稳步前行。能力突出，深受秘书长器重，同事关系融洽，晋升在即。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完美无缺。就连县委大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似乎也比以往更加枝繁叶茂，投下安稳的荫凉。
然而，只有唐建科自己知道，在这片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一股潜流正在悄然涌动。这股潜流，名为“不满足”，或者说，是一种对更具挑战性工作的“渴望”。
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对这种高效平稳的状态是享受的。从刚入职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压力，到承担重大任务时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艰辛，再到如今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这种转变带来的安全感与成就感，确实让他感到舒适。他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不必再像一根时刻紧绷的弦。
但这种舒适感，并未持续太久。
当撰写一份日常通知不再需要耗费任何心力，当筹备一次常规会议变得如同机械流程，当阅读文件只剩下信息的接收而缺乏思维的碰撞时，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感和……厌倦感，开始如同细微的苔藓，在他心底最隐秘的角落悄然滋生。
他开始觉得，每天处理的这些文字，虽然重要，但似乎总隔着一层。它们是基于既定政策和事实的总结、汇报、传达，却很少需要他去创造、去谋划、去决策。他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能够完美地复制和修饰已有的图样，却渴望有机会亲自设计一张全新的蓝图。
有一次，他负责撰写一份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材料，主要是将统计局和各经济部门报上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提炼出特点和问题。他驾轻就熟，很快完成了初稿，数据翔实，分析到位，结构严谨。但放下笔的那一刻，他心中却泛起一丝异样。这些数字是冰冷的，这些分析是客观的，但他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东西。他想起跟着赵建国去市里开会时，听那些真正参与高层决策的领导们讨论问题，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字本身，更是数字背后的深层原因、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以及破解难题的关键抓手。那是一种站在更高维度、纵览全局、运筹帷幄的视角和能力。
而他现在所做的，更像是为那种视角和能力提供精准的“弹药”和清晰的“战场态势图”。这工作极其重要，不可或缺，但终究不是他在亲自“指挥战斗”。
这种渴望，在与外界接触时变得尤为明显。
有一次，他随刘启明去开发区调研一家新引进的高科技企业。企业负责人热情洋溢地介绍他们的技术优势、市场前景，也坦诚地提出了目前在人才引进、资金周转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刘启明按照调研惯例，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记录下企业反映的问题，表示会带回去研究。整个流程规范、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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