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同县委大院门前那条流淌了不知多少年的小河,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却以一种恒定而执着的力量,悄然向前。转眼间,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的喧嚣与光环已渐渐沉淀为背景音,唐建科的生活和工作,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稳期”。
这种“平稳”,首先体现在工作的得心应手上。
曾经需要绞尽脑汁、反复推敲的各类公文,如今对他而言,已如同熟悉的老朋友。通知、请示、报告、工作总结……每一种文体的格式、用语、分寸感,他都已烂熟于心。科长刘启明交办下来的文稿任务,他往往只需浏览一遍要求,脑海中便能迅速构建起清晰的框架,下笔如有神助,效率极高。过去可能需要耗费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才能完成的材料,现在或许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专注投入,便能交出质量上乘的成品。
办公室的同事们早已习惯了他高效精准的工作节奏。那些请教和探讨依然存在,但性质已然不同。以前更多是“唐哥,这个该怎么写?”,现在则变成了“唐哥,帮我看看这样写行不行?”,前者是求助,后者是求证,一字之差,反映出他在众人心中已然确立的“专家”地位。唐建科也乐于帮助同事,在审阅别人草稿时,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建议,让人心悦诚服。他在综合科,俨然成了质量和效率的双重保证。
就连之前态度变得微妙的科长刘启明,似乎也完全适应并默认了这种新的科室生态。他将更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常规材料的把关任务,自然而然地交由唐建科负责。科室内部的日常运转,呈现出一种高效而和谐的状态。刘启明把握大方向,进行最终审核和对外协调;唐建科则成为实际上的“执行主编”,确保科室核心产品——各类文稿的质量;其他同事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分工,让刘启明轻松了不少,也让唐建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每天,唐建科按部就班地上班、处理文件、参加会议、与人沟通。他穿着越来越合身的白衬衫和深色西裤,步履沉稳地行走在县委大楼的走廊里,遇见领导,礼貌而恭敬地打招呼;遇见同事,温和地点头致意。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符合身份的、恰到好处的微笑,既不过分热情显得轻浮,也不过于冷淡显得孤傲。他说话办事越来越有章法,滴水不漏。
在外人看来,这位年轻的县委办新锐,正沿着一条无比光明的坦途稳步前行。能力突出,深受秘书长器重,同事关系融洽,晋升在即。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完美无缺。就连县委大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似乎也比以往更加枝繁叶茂,投下安稳的荫凉。
然而,只有唐建科自己知道,在这片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一股潜流正在悄然涌动。这股潜流,名为“不满足”,或者说,是一种对更具挑战性工作的“渴望”。
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对这种高效平稳的状态是享受的。从刚入职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压力,到承担重大任务时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艰辛,再到如今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这种转变带来的安全感与成就感,确实让他感到舒适。他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不必再像一根时刻紧绷的弦。
但这种舒适感,并未持续太久。
当撰写一份日常通知不再需要耗费任何心力,当筹备一次常规会议变得如同机械流程,当阅读文件只剩下信息的接收而缺乏思维的碰撞时,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感和……厌倦感,开始如同细微的苔藓,在他心底最隐秘的角落悄然滋生。
他开始觉得,每天处理的这些文字,虽然重要,但似乎总隔着一层。它们是基于既定政策和事实的总结、汇报、传达,却很少需要他去创造、去谋划、去决策。他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能够完美地复制和修饰已有的图样,却渴望有机会亲自设计一张全新的蓝图。
有一次,他负责撰写一份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材料,主要是将统计局和各经济部门报上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提炼出特点和问题。他驾轻就熟,很快完成了初稿,数据翔实,分析到位,结构严谨。但放下笔的那一刻,他心中却泛起一丝异样。这些数字是冰冷的,这些分析是客观的,但他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东西。他想起跟着赵建国去市里开会时,听那些真正参与高层决策的领导们讨论问题,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字本身,更是数字背后的深层原因、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以及破解难题的关键抓手。那是一种站在更高维度、纵览全局、运筹帷幄的视角和能力。
而他现在所做的,更像是为那种视角和能力提供精准的“弹药”和清晰的“战场态势图”。这工作极其重要,不可或缺,但终究不是他在亲自“指挥战斗”。
这种渴望,在与外界接触时变得尤为明显。
有一次,他随刘启明去开发区调研一家新引进的高科技企业。企业负责人热情洋溢地介绍他们的技术优势、市场前景,也坦诚地提出了目前在人才引进、资金周转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刘启明按照调研惯例,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记录下企业反映的问题,表示会带回去研究。整个流程规范、得体。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