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后的忙音，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唐建科的耳膜，更刺入他瞬间空白的大脑。他维持着接听的动作，手臂僵在半空，许久，才无力地垂落。手机从汗湿的掌心滑落，掉在铺着杂乱文件的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宿舍里死寂一片。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路灯的光晕在寒夜里显得格外孤寂。之前争吵时沸腾的血液，此刻仿佛瞬间冷凝，在血管里缓慢、粘稠地流动，带来一种彻骨的寒意。林秀云最后那句话——“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不是嘶喊，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平静，却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具摧毁力。它像一把钝刀，缓慢而坚定地割裂着过去无数个温暖瞬间串联起来的纽带。
他没有动，也没有开灯，就那样陷在椅子里，整个人被巨大的虚无感和钝痛包裹。愤怒、委屈、辩解的情绪潮水般退去，露出心底冰冷、坚硬而又一片狼藉的现实滩涂。
不知过了多久，直到窗外的墨色开始渗出些许微不可查的灰白，他才机械般地转动僵硬的脖颈，看向窗外。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深沉的，仿佛能吞噬一切光亮和希望。
他需要做点什么，来驱散这种几乎要将他淹没的空洞。他下意识地伸手，摸向桌角的烟盒。他平时极少抽烟，只有在压力极大、需要极度冷静，或者像现在这样，需要某种外在的刺激来确认自己还存在着的时候，才会点上一支。
“啪嗒！”打火机的火苗在昏暗中跳跃，映亮了他毫无血色的脸，以及眼底密布的血丝。辛辣的烟雾吸入肺腑，引发一阵轻微的咳嗽，却也带来了一种奇异的、近乎自虐的清醒。
“不是一路人……”
这五个字，开始在他冷静下来的脑海里反复盘旋、放大、碰撞。它不再仅仅是一句气话，而是像一个冷酷的审判官，逼迫他剥开感情的外衣，去审视内里早已滋生、却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根本性矛盾。
一、 回忆的闪回：两条原本平行的线，如何渐行渐远？
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回过去。初次见到林秀云，是在教育局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上，她作为学校的音乐老师，在台上弹奏钢琴，笑容温婉，眼神清澈。那时的他，刚刚在单位站稳脚跟，虽然对未来的具体路径有些模糊，但最大的期望，也不过是努力工作，早日升职，在这座小城安家落户，娶一个像林秀云这样温柔贤惠的妻子，过上安稳平淡、烟火气十足的小日子。
那时的约会，是下班后一起逛热闹的菜市场，为晚上吃什么而商量半天；是周末看一场电影，然后在街边小店分享一碗热腾腾的馄饨；是听着她絮絮叨叨讲学校里的趣事，或者一起规划着将来房子要买在哪里，阳台要种什么花。生活具体而微，未来清晰可见，充满着琐碎而真实的幸福感。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
记忆的节点，清晰地指向他决定参加县委办选拔考试的那个夜晚。他兴奋地向林秀云描述这个机会的重要性，描绘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林秀云当时是支持的，虽然眼神里有一丝对未知的担忧，但更多的是对男友进取心的鼓励。她说：“建科，我相信你，你去试试吧。”
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他顺利考入县委办，最初的兴奋过后，是扑面而来的巨大压力和快节奏的工作。加班成为常态，约好的饭局一次次临时取消，看电影成了奢侈，甚至连通电话，也常常被他疲惫的声音和背景里敲击键盘的声响所打断。
起初，林秀云表示体谅，叮嘱他注意身体。但次数多了，失望开始累积。他记得有一次，她重感冒，打电话希望他能陪她去打针。他却因为一个紧急会议脱不开身，只能叮嘱她多喝水，买点药。后来从她朋友那里得知，她是独自一人去的医院，在输液室坐了两个小时。他内心充满愧疚，但下一次，当赵秘书长的电话响起，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单位。
他试图解释，跟她分享工作中的收获：比如他起草的某份建议得到了领导认可，比如他参与协调的某个难题得以解决。但他逐渐发现，林秀云对此的反应越来越平淡。她更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能正常下班，什么时候能陪她回家看看父母，什么时候能开始实际地看房子。他口中的“大局”、“规划”、“长远发展”，在她听来，越来越像是一种虚无缥缈、画饼充饥的借口。
她的父母，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态度也从最初的鼓励，变成了含蓄的质疑，再到昨晚电话里那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抱怨和失望。“写材料能写出什么前途？”“找个实权部门，比什么都强。”“建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了？”
他曾试图沟通，但效果甚微。他发现自己很难让林秀云真正理解，在县委办综合科，看似“务虚”的文字工作背后，所蕴含的参与核心决策、培养宏观思维和协调各方能力的巨大价值。在她和她家人的认知体系里，权力的体现是直接的、可见的、能迅速转换为实际利益的。而他的成长路径，更像是一种长期的价值投资，回报周期长，且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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