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码头的漕粮专列与医学馆的万民伞,如同两股强劲的东风,将李景隆的声望推向了新的高峰。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公开质疑“格物”与“新医”的价值。然而,李景隆心中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他深知,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此刻越是风光,潜藏的风险便越大。朱元璋那意味深长的目光,始终如芒在背。
他必须主动出击,化解潜在的危机,将个人的声望转化为不可动摇的制度性力量。
这一日,李景隆郑重地向朱元璋呈上了一份厚厚的奏章,并非请功,而是“自劾”与“建言”。
奏章前半部分,他详细列举了近期轨路司与医学馆运行中出现的诸多“弊病”:如某段铁路因赶工导致路基略有沉降;某地医学队因用药过猛致使一老翁轻微不适;更有甚者,他主动揭发格物院下属一工坊管事,利用职务之便,克扣工匠伙食,虽情节不重,但已严惩不贷。他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身“督查不严,用人失察”,请求皇帝责罚。
奏章后半部分,则提出了系统的“整改疏”。核心有两点:其一,建议成立独立的“轨路监察司”与“医政巡察使”,由都察院、工部、户部、太医院共同选派刚正官员担任,专司审计账目、巡查工程、核验药效、受理民讼,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二,奏请将“格物进士科”与“新医明法科”正式纳入科举选官体系,设定标准,定期考核,使格物与新医人才选拔规范化、制度化,避免仅系于他一人之身。
这道奏章,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谨身殿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朱元璋仔细翻阅着奏章,手指轻轻敲击着紫檀木的御案,良久不语。李景隆跪在下方,垂首静待,心中亦有些忐忑。这是一步险棋,是自缚手脚,也是以退为进。
“李景隆,”朱元璋终于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你可知,设立这监察司、巡察使,等于是将你手中的权柄,分与旁人?将这格物、新医纳入科举,更是将你这‘不传之秘’,公之于天下?”
“陛下明鉴!”李景隆叩首,声音清晰而坚定,“臣之所学,并非私产,乃天地之理,当为天下所用。格物院、医学馆所成,亦乃陛下圣德感召,朝廷之力所聚,非臣一人之功。然,权柄集中,易生弊病;学问私密,难期久远。臣恳请立规章、设监察、开科取士,正是希望格物之学、新医之道,能成为朝廷经制,而非仰赖人治。如此,方能根基稳固,惠泽万代,使我大明江山,永享其利!若因臣之私心,而阻学问之流传、碍国策之施行,臣万死难辞其咎!”
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又合情合理。既表明了自己毫无私心,又处处站在江山永固的角度考量。
朱元璋深邃的目光凝视着李景隆,仿佛要穿透他的肺腑。殿内重臣, 如徐达、冯胜, 乃至一些原本对李景隆有所忌惮的文官, 闻言也不禁动容。能主动分权、倡立制度, 这份胸襟与远见, 确实非同一般。
“好!说得好!”朱元璋猛地一拍御案, 长身而起, 脸上露出了极为少见的、带着激赏的笑容,“居功而不自傲, 握权而知进退, 谋事而虑千秋!李景隆, 朕没有看错你!你所奏, 朕, 准了!”
圣旨旋即下达:依李景隆所请, 设立轨路监察司与医政巡察使, 遴选清正官员充任;命礼部、吏部会同格物院、太医院, 拟定“格物进士科”与“新医明法科”的考试章程, 于下一科乡试起试行!同时, 对李景隆“不掩己过、公忠体国”之举, 特赐蟒袍一袭、玉带一围, 以示嘉奖。
这道旨意, 彻底奠定了格物学与新医道的官方正统地位, 也巧妙地将李景隆的个人权威, 转化为了朝廷的制度性安排。尽管引入了监察机制, 但李景隆作为学科开创者和实际主导者的地位, 反而因制度的确认而更加稳固。那些原本想借其权柄过重而攻讦的势力, 顿时失去了口实。
消息传出, 格物院与医学馆内欢声雷动。年轻的技术官僚和太医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晋升通道和事业前景, 干劲倍增。而朝野有识之士, 亦对李景隆的胸怀与朱元璋的魄力赞叹不已。
借此东风, 李景隆开始加速推进他的“星火燎原”计划。
他奏请扩大“巡回医疗队”规模, 并将其制度化, 定期派往各省府, 重点防治天花、疟疾等流行病, 并收集各地疾病谱, 绘制“大明疫病分布图”。同时, 在各大市舶司口岸, 建立“检疫所”, 对入境船员、客商进行健康检查, 严防海外疫病传入。这些措施, 极大地提升了公共卫生水平, 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广泛拥戴。
在工业领域, 他利用朱元璋的信任和制度保障, 开始尝试技术扩散。他不再将最新技术死死攥在手中, 而是选择性地向朝廷控制的官营工坊输出一些相对成熟、易于管控的次级技术, 如改良的鼓风炉设计、标准化量具、基础的水泥配方等, 以提升官方手工业的整体效率, 同时避免核心技术过早外泄。这种“梯度输出”策略, 既展示了共享技术的“诚意”, 又确保了格物院的技术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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