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里的时间黏稠而缓慢，如同楼下渗上来的、混合了劣质酒精和污浊体液的空气，沉重地压在胸口。油灯的火焰是这方寸之地唯一的光源和热源，但它太微弱了，只能照亮桌面附近一小圈，驱不散角落的黑暗和渗透骨髓的阴冷潮湿。窗外那一线被对面墙壁挤压的天空，大部分时间是铅灰色的，偶尔透出一点惨淡的日光，但更多时候是沉沉的、仿佛永远不会散去的暮色。白天与黑夜的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只有楼下“老卡勒”店里传来的、随着时间变化的喧嚣声，像潮汐一样起伏，标记着时间的流逝：清晨的安静（如果这种地方有真正的安静的话），上午逐渐增多的嘈杂，午后的鼎沸，夜晚的狂乱，以及后半夜那种精疲力竭后的、夹杂着鼾声和梦呓的死寂。
扮演“从北方矿区逃出来找活干的萨米兄弟”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萨米人在芬兰人中本就显眼，他们较深的轮廓、不同于主流芬兰人的体貌特征，在波尔沃那样的小镇或许还能混迹，在赫尔辛福斯鱼龙混杂的码头区，也并非独一份——这里汇聚了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各地、乃至更遥远地方的水手和流民——但依然会引起注意。他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尽量少说话，避免与人有深入接触，用沉默和略显笨拙的举止来掩饰真实身份和目的。托尔比天然的冷峻和拉苏饱经风霜的沉稳，倒是符合“沉默寡言的苦力”形象，基莫则努力模仿着他们的样子，将所有的情绪和思虑压在心底，只在独处时，让眼底深处的火焰无声地燃烧。
约翰逊律师给的那点钱，他们精打细算。大部分用来支付每天十个便士的住宿费（老卡勒收钱时从不含糊），剩下的购买最粗糙的黑面包、干豆子和偶尔一点咸鱼，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水需要到一楼后院那口滑腻、散发着可疑气味的水井去打，每次下去都像是一次冒险，要避开那些醉醺醺的酒鬼、不怀好意的目光，以及可能发生的、毫无缘由的冲突。托尔比的手臂伤口在肮脏的环境下有发炎的迹象，他们用最后一点盐和偷偷从厨房（如果那能称之为厨房的话）抹来的一点油脂处理，情况勉强稳住，但愈合缓慢。
等待是煎熬的。没有消息，没有指示，只有日复一日的困守和伪装。基莫大部分时间待在阁楼里，透过那扇脏污的小窗，看着那一线狭窄的天空从灰白转为铅灰，再沉入黑暗。他抚摸着怀里母亲留下的银牌，冰凉坚硬的触感带来一丝虚幻的慰藉。更多的时候，他沉浸在回忆和担忧中：北方的营地现在怎么样了？族人们是否安全？林德先生是否逃脱了追捕？那些报道，那些浸透着血与泪的文字，现在在哪里？约翰逊律师真的能找到人印刷吗？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答案，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的思绪，越收越紧。
拉苏则更频繁地、小心翼翼地“融入”环境。他会下楼，在“老卡勒”店里最不起眼的角落，点一杯最便宜的、兑了水的格瓦斯，一坐就是半天，耳朵却竖着，捕捉着周围嘈杂交谈中的只言片语。这里汇聚了赫尔辛福斯最底层的消息：码头来了什么新货，哪艘船的船长克扣工钱，警察又在哪个街区突击搜查，俄国水兵在酒馆闹事，参政院又通过了什么加重赋税的法令，市场上粮食价格又涨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如同浑浊河流表面泛起的泡沫，折射出这座城市脉搏的混乱与躁动。拉苏试图从中分辨出任何可能与报纸、与北方事件、与约翰逊律师相关的蛛丝马迹，但收获甚微。这里的人们关心的是下一顿饭在哪里，下一杯劣酒多少钱，对“国家大事”和“远方新闻”既无兴趣，也无渠道知晓。偶尔听到“萨米”这个词，也多是与皮毛交易、或者某个酗酒闹事的萨米苦力有关，带着轻蔑或猎奇的口吻。
托尔比是三人中最不安分，也最警惕的。他几乎不待在阁楼，除非必要，也很少在店里长时间停留。他更像一个影子，在鲑鱼巷错综复杂、污水横流的迷宫小巷中游荡。他观察地形，记住每一条可能的通路和死胡同，留意那些在阴影里交易的模糊身影，分辨哪些人是真正的底层混混，哪些人可能是更危险的、带着任务的耳目。他沉默地收集着关于这片区域“规则”的信息：哪个帮派控制着哪条街的“保护费”，小偷们通常在哪里活动，走私贩子偏好哪些隐蔽的码头卸货，以及，最重要的是，俄国密探和本地警察多久会“光顾”一次，通常以什么形式，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眼线”。这些信息并非来自直接打听——那等于自杀——而是来自他猎人般敏锐的观察和从杂乱信息中的拼凑。几天下来，他对鲑鱼巷的了解，可能比很多在这里住了几年的老住户还要深入。他手臂的伤在缓慢好转，但阴冷潮湿的环境和缺乏营养，让愈合过程充满了不确定。
第四天傍晚，楼下店里的喧嚣达到了一个高峰。似乎是一艘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商船刚刚靠港，水手们涌上岸，用刚领到的工钱寻找酒精和女人，将“老卡勒”的破店挤得水泄不通。粗野的歌声、醉醺醺的争吵、玻璃破碎的声音、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哄笑混杂在一起，几乎要掀翻低矮的天花板。基莫待在三楼的阁楼里，都能感觉到脚下楼板的震动和声浪的冲击。他有些不安，这种混乱中往往潜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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