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黎明,北京城是在一声闷响中醒来的。
那声音来自煤山,不像是炮,也不像是雷,倒像是什么巨大而沉重的东西,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下。
紫禁城的宫人们后来传说,他们看见一只乌鸦从奉先殿的檐角惊起,在灰蒙蒙的天空盘旋了三圈,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南飞去。
同日,李自成的闯军从德胜门入城。
长安街上,黄土垫道,净水泼街的痕迹还新鲜着——那是昨日太监们为迎接皇帝凯旋准备的。
只是他们没等到崇祯,等来的是另一支风尘仆仆的军队。
闯军士兵大多赤着脚,草鞋早已磨穿,但眼睛亮得吓人。
他们走在光洁的石板路上,脚步有些迟疑,像踩在梦中。
皇宫的大门敞开着。
当李自成踏进乾清宫时,龙椅上空无一人。
只有一封墨迹未干的诏书摊在御案上,最后一行字写得力透纸背:“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李自成拿起那方传国玉玺,触手冰凉。
他摩挲着上面“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刻文,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在银川驿站当马夫时,也曾摸过驿丞的官印——那时他觉得,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权力了。
“大王,”军师牛金星低声提醒,“该登基了。”
李自成却摆了摆手。
他走到殿门外,俯瞰着这座匍匐在脚下的、庞大的城池。
晨雾正在散去,露出一片片灰瓦屋顶,像无数沉默的甲片。
“不急。”他说,声音有些哑,“先开仓,放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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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关中时,石昊正在华山脚下的试验田里。
新培育的冬小麦长势正好,绿油油地铺满山坡。
他挽着裤腿,赤脚踩在泥里,和几个老农讨论着施肥的配比。
传令兵跑来时,他正捏着一把土,细细捻着。
“北京……破了。”传令兵喘着气,“皇上,在煤山……”
石昊的手顿了顿。
泥土从指缝间簌簌落下。
他直起身,望向东方。
春日的阳光很好,照得渭河水面碎金万点。
更远的地方,是潼关,是函谷,是中原千里沃野——那片土地上刚刚发生的剧变,像隔着厚玻璃传来的闷雷,听得到声响,却触不到震颤。
“知道了。”他只说了三个字,然后弯腰,继续查看麦苗的根系。
当晚,长安议事堂灯火通明。
巨大的沙盘上,代表各方势力的旗帜已经重新插过。
李自成的黄旗插在北京,但摇摇欲坠;吴三桂的绿旗在山海关外徘徊;多尔衮的白旗越过长城,像一道冰线向南延伸;南京方向,一面残破的明旗刚刚竖起;西南,张献忠的黑旗在成都扎下根;而西北,蓝色的民盟旗稳稳定在长安。
“五分天下。”石昊的手指划过沙盘,“不,是六分——关外还有蒙古诸部,但已不足为虑。”
农会代表老赵颤声问:“石先生,咱们……咱们要不要东出潼关?”
满堂目光聚焦在石昊身上。
石昊沉默良久,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
那是陈玄三年前给他的《大势推演图》,上面用简笔勾勒着未来数十年可能的走向。
其中一页,画着五只困兽互相撕咬,而西北角,一只鹰静静立在崖上,梳理羽毛。
“你们看,”石昊指着沙盘,“李自成占北京,看似得了天下,实则坐在火山口。清军已破山海关,吴三桂引狼入室,北京无险可守。”
他移动一枚代表清军的小旗,推到北京城下:“最多三个月,李自成必弃北京。”
又指向南京:“南明新立,党争必起。史可法有忠心无实权,马士英有手腕无格局,左良玉拥兵自重……这个朝廷,活不过五年。”
最后,他的手指停在成都:“张献忠在蜀中,看似安稳,但他不改流寇本性,纵兵劫掠,屠戮士绅——蜀地富庶,却经不起这般折腾。不出三年,必生内乱。”
沙盘上,五方势力犬牙交错,每一面旗都像在风中发抖。
石昊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而我们在做什么?”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
长安的夜景扑面而来——学堂的灯火,工坊的蒸汽,电报房闪烁的信号灯,更远处,新建的水库在月光下泛着银波。
“我们在修路,在办学,在治水,在育种。”石昊转身,眼中映着满城灯火,“我们在让百姓吃饱穿暖,让孩子识字明理,让工匠钻研技艺,让医者救死扶伤。”
他走回沙盘边,将西北的蓝旗轻轻拔起,又稳稳插回。
“他们争的是龙椅,”石昊的声音平静而有力,“我们争的,是人心。”
“龙椅会朽,人心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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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昊的预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一应验。
四月,李自成在北京仓促登基,国号“大顺”。
登基大典那日,城外已能听见清军的号角。
五月,山海关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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