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黎明，北京城是在一声闷响中醒来的。
那声音来自煤山，不像是炮，也不像是雷，倒像是什么巨大而沉重的东西，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下。
紫禁城的宫人们后来传说，他们看见一只乌鸦从奉先殿的檐角惊起，在灰蒙蒙的天空盘旋了三圈，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南飞去。
同日，李自成的闯军从德胜门入城。
长安街上，黄土垫道，净水泼街的痕迹还新鲜着——那是昨日太监们为迎接皇帝凯旋准备的。
只是他们没等到崇祯，等来的是另一支风尘仆仆的军队。
闯军士兵大多赤着脚，草鞋早已磨穿，但眼睛亮得吓人。
他们走在光洁的石板路上，脚步有些迟疑，像踩在梦中。
皇宫的大门敞开着。
当李自成踏进乾清宫时，龙椅上空无一人。
只有一封墨迹未干的诏书摊在御案上，最后一行字写得力透纸背：“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李自成拿起那方传国玉玺，触手冰凉。
他摩挲着上面“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刻文，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在银川驿站当马夫时，也曾摸过驿丞的官印——那时他觉得，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权力了。
“大王，”军师牛金星低声提醒，“该登基了。”
李自成却摆了摆手。
他走到殿门外，俯瞰着这座匍匐在脚下的、庞大的城池。
晨雾正在散去，露出一片片灰瓦屋顶，像无数沉默的甲片。
“不急。”他说，声音有些哑，“先开仓，放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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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关中时，石昊正在华山脚下的试验田里。
新培育的冬小麦长势正好，绿油油地铺满山坡。
他挽着裤腿，赤脚踩在泥里，和几个老农讨论着施肥的配比。
传令兵跑来时，他正捏着一把土，细细捻着。
“北京……破了。”传令兵喘着气，“皇上，在煤山……”
石昊的手顿了顿。
泥土从指缝间簌簌落下。
他直起身，望向东方。
春日的阳光很好，照得渭河水面碎金万点。
更远的地方，是潼关，是函谷，是中原千里沃野——那片土地上刚刚发生的剧变，像隔着厚玻璃传来的闷雷，听得到声响，却触不到震颤。
“知道了。”他只说了三个字，然后弯腰，继续查看麦苗的根系。
当晚，长安议事堂灯火通明。
巨大的沙盘上，代表各方势力的旗帜已经重新插过。
李自成的黄旗插在北京，但摇摇欲坠；吴三桂的绿旗在山海关外徘徊；多尔衮的白旗越过长城，像一道冰线向南延伸；南京方向，一面残破的明旗刚刚竖起；西南，张献忠的黑旗在成都扎下根；而西北，蓝色的民盟旗稳稳定在长安。
“五分天下。”石昊的手指划过沙盘，“不，是六分——关外还有蒙古诸部，但已不足为虑。”
农会代表老赵颤声问：“石先生，咱们……咱们要不要东出潼关？”
满堂目光聚焦在石昊身上。
石昊沉默良久，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
那是陈玄三年前给他的《大势推演图》，上面用简笔勾勒着未来数十年可能的走向。
其中一页，画着五只困兽互相撕咬，而西北角，一只鹰静静立在崖上，梳理羽毛。
“你们看，”石昊指着沙盘，“李自成占北京，看似得了天下，实则坐在火山口。清军已破山海关，吴三桂引狼入室，北京无险可守。”
他移动一枚代表清军的小旗，推到北京城下：“最多三个月，李自成必弃北京。”
又指向南京：“南明新立，党争必起。史可法有忠心无实权，马士英有手腕无格局，左良玉拥兵自重……这个朝廷，活不过五年。”
最后，他的手指停在成都：“张献忠在蜀中，看似安稳，但他不改流寇本性，纵兵劫掠，屠戮士绅——蜀地富庶，却经不起这般折腾。不出三年，必生内乱。”
沙盘上，五方势力犬牙交错，每一面旗都像在风中发抖。
石昊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而我们在做什么？”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
长安的夜景扑面而来——学堂的灯火，工坊的蒸汽，电报房闪烁的信号灯，更远处，新建的水库在月光下泛着银波。
“我们在修路，在办学，在治水，在育种。”石昊转身，眼中映着满城灯火，“我们在让百姓吃饱穿暖，让孩子识字明理，让工匠钻研技艺，让医者救死扶伤。”
他走回沙盘边，将西北的蓝旗轻轻拔起，又稳稳插回。
“他们争的是龙椅，”石昊的声音平静而有力，“我们争的，是人心。”
“龙椅会朽，人心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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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昊的预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一应验。
四月，李自成在北京仓促登基，国号“大顺”。
登基大典那日，城外已能听见清军的号角。
五月，山海关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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