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门内金鱼胡同的积水在连阴雨的第五天彻底变成了一滩墨绿色的淤潭。程允执的官靴踏进去时，能感到靴底黏着的不仅仅是污泥，还有某种滑腻的、如同活物的触感——那是经年累积的秽物在缺氧的水底发酵出的菌膜。他俯身用竹竿探了探，竹竿没入三尺深仍未触底，只带起一股腐败鸡蛋般的恶臭，惊得竿头停留的绿头苍蝇轰然炸开，如一片移动的霉斑。
“这还算浅的。”胡同口开酱园的老陈头用破瓢舀着店门槛前的积水，瓢底沉淀着一层黑黄色的颗粒，“您往泡子河那边看看，前年淹死过人的那几个洼子，水能没到胸口。”老人指了指屋檐下那道深色的水痕线，“永乐年间修沟时留下的老刻度，这五十年，每年淹上来的水位都要高半寸。”
伯颜帖木儿蹲在胡同中段一块松动的石板旁，蒙古贵族用弯刀撬起石板，露出下面已经淤塞成硬块的沟道。那不像排水沟，倒像一截风干的肠子，内壁被污垢糊得只剩碗口粗的通道，缝隙里还嵌着发黑的鸡毛、破碎的瓷片、甚至有几枚锈成绿坨的铜钱。“草原上下暴雨，水往低处流，是因为草根抓着土，沙砾留缝隙。”他用刀尖刮下一块板结的污垢，“可这里...连水都找不到缝。”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测绘胡同的地势。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整条金鱼胡同呈缓坡状，北高南低，理论上积水该自然流向崇文门外的护城河。可实际上，南端的积水反而更深。“因为出水口堵了。”她在图纸上标出几个点，“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有三处暗沟拐弯，拐角处全是淤死的。水不但流不出去，护城河涨潮时还会倒灌进来。”
三日后工部衙门里，当程允执摊开《京城水系淤塞图》并提出全面重建排水系统时，满堂寂静。图上是密密麻麻的朱笔标记：全城三千四百条明沟暗渠，超过六成严重淤塞；四大出水口（大明壕、御河、泡子河、护城河）的过水能力，已不足永乐年间设计的三分之一。
工部尚书严震直第一个回过神来，老尚书的手指颤抖着指向图上一处：“程部堂可知，这条沟渠经过成国公府的后园？若按你提议的拓宽方案，要拆掉他家半边假山！”
“不止成国公府。”员外郎递上一卷宗册，“棋盘街的暗沟上盖着六家铺面，都是正经营生；西城根的大沟渠旁有七百户民居，若是深挖，地基恐怕......”
“那就让他们搬！”严震直拍案而起，“排水不畅，年年淹死人、发瘟疫，这责任谁担得起？！”
程允执没有接话，只是展开另一卷图。这是他从南京工部旧档中翻出的《永乐北京城排水系统原设计图》，图中清晰标注着当年沟渠的宽度、坡度、流向。“下官仔细比对过，”他的手指顺着图上一条粗壮的沟线移动，“当年设计时，每条主沟两侧都预留了三尺宽的‘疏浚道’，专供清淤时人车通行。”他顿了顿，指向现在的地图，“可这一百年间，这些疏浚道上盖满了房子——有些是朝廷批准的官铺，有些是私搭的窝棚，有些甚至是某部衙门的堆料场。”
真正的困境在于：拆，则触动无数既得利益；不拆，则排水系统永无疏通之日。更棘手的是，许多沟渠经过皇亲国戚、勋贵世家的产业，这些人家的花园池塘，本就是借着活水沟渠造的景，如今要动沟，便是动他们的“风水”。
朱祁镇在武英殿召集相关各方时，气氛凝重如铁。成国公朱仪当庭诉苦，说他家后园的假山是曾祖靖难时立功所赐，一石一木皆有来历；棋盘街的商户联名上血书，称铺面是几代人经营，拆了等于绝了生路；甚至有位老郡王颤巍巍哭诉，说他家池塘里的锦鲤是洪熙皇帝赏的，已传了四代，“若改了水道，鱼死了，老臣也不活了”。
“都不愿拆，”皇帝的声音在殿中回荡，“那每年夏天淹死的百姓、因疫病死的孩童，他们的命该找谁诉？”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阴沉欲雨的天空，“还是说，诸位觉得，只有自家的假山、铺面、锦鲤是命，百姓的命不是命？”
僵持中，伯颜帖木儿说起了草原上的法子：“我们逐水草而居，不是水草不动，是我们跟着动。若一片草场被牛羊踩板结了，我们会赶着畜群暂时离开，让草根喘口气，等来年雨水泡软了土再回来。”他看着殿中众人，“或许...不用永远拆掉那些房子，只需要让它们暂时挪个位置，等沟渠修通了再搬回来？”
这个“暂迁”的思路成了破局关键。程允执提出的方案前所未有：凡因疏浚需临时拆除的建筑，朝廷按市价补偿，并负责在邻近街区搭建同等规格的临时铺面或住处；工程期间，原住户可继续经营或居住，待沟渠修通、地面复原后，再迁回原址。更关键的是，他承诺所有疏浚工程“分片分段”，每片区工期不超过三个月，最大限度减少扰民。
然而技术难题接踵而至。最大的挑战来自泡子河——这片位于京城东南的大洼地，本是天然的蓄水调节湖，但百年间已被垃圾填埋了大半，湖床抬高了一丈有余，蓄水能力不足原来的四成。按传统疏浚法，需将湖水排干后人工清淤，可这需要至少两年时间，期间周边街区将完全失去排水出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