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闾门内“天工坊”的学徒房在梅雨季泛着一股陈年汗渍与木屑混合的浊气，程允执推开那扇被手油浸得发黑的樟木门时，门轴发出老牛反刍般的闷响。房内通铺上蜷着六个半大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才十岁，此刻本该在织机前学艺，却都挤在墙角——因为靠窗那架祖传的“吴式提花机”的综框又卡死了，木质的滑槽在潮气里胀得变了形，把三百根提花线绞成了一团乱麻。
“这机子，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坊主吴老四蹲在织机旁，手中攥着一把已经扯断的蚕丝线，线头处不是整齐的断口，而是毛茸茸的、被生生磨断的痕迹，“按祖训，学织吴锦得先伺候三年机子——擦灰、上油、调综，手熟了才让碰丝线。”他指了指墙角那些面色惊恐的孩子，“可这机子老了，木头酥了，滑槽三天两头卡。孩子们的手还没练熟，先练出了一身撬机子的蛮力。”
伯颜帖木儿正用弯刀小心地挑开绞死的提花线。蒙古贵族的指尖拂过那些细如发丝的丝线，突然停在一处——那里有十几根线的颜色明显暗沉，不是染色不均，而是被汗水反复浸透后的污浊。“草原上教孩子驯马，”他没有抬头，“不会让他先驯一匹二十岁的老马。因为老马有自己的脾气，孩子学不到正经驯法，只学会怎么不被马踢。”
其其格带着工部匠作司的书吏在核对学徒名册。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规律：天工坊近十年收的学徒共二十三人，如今仍在坊内学艺的只有五人，其余的不是“手笨被逐”，就是“家中有事辞去”。而逐人的记录里，最多的理由竟是“不善伺候祖传织机”。
“可这机子本就难伺候啊。”一个被逐后又偷偷回坊帮忙的学徒低声说，“吴师傅自己年轻时，也弄坏过三次综框。可他是坊主的儿子，坏了就修。我们这些外姓的，坏一次就是‘手笨’。”
三日后苏州府衙议事，当程允执提出设立“匠艺传习所”、打破传统师徒制时，苏州织造局提举的第一个反应是摇头。“程部堂，百工技艺，自古师徒相授。师父肯教多少，全看徒弟的孝心与悟性。若设传习所，让匠人把看家本事都端出来，那手艺还值什么钱？”
“可若不端出来，手艺就要绝了。”程允执展开一份从南京工部调来的《匠户传承实录》，“苏州吴式提花，号称‘七十二综，一锦千变’。可如今全城还能操作七十二综织机的匠人，只剩七位，最年轻的五十一岁。而他们的徒弟...”他翻到名册末页，“没有一个能独立上机。”
更严峻的是匠籍制度。匠户子弟必须承袭父业，哪怕毫无天分。吴老四苦笑：“我二儿子，看见织机就头晕，却因为是匠籍，不得不学。十年了，连十六综的简单花样都织不好。”
“那就让不晕的人来学。”伯颜帖木儿忽然开口，“草原上教射箭，不会只教自己部落的孩子。哪个孩子眼神好、臂力稳，不管他是牧人的儿子还是铁匠的儿子，都可以学。因为箭射得准，是整个部落的事。”
这个“才尽其用”的思路成了破局关键。程允执提出的匠艺传习所，最核心的是三条：一是“开放招收”，不限匠籍，凡有巧思、肯吃苦者皆可报考；二是“分科传习”，将复杂工艺拆解成织、染、绣、挑等多个科目，学徒按天赋择科而学；三是“考核出师”，不看出身不看年限，只看手艺是否达标。
“不是要废了师徒制，”程允执在给各匠坊的文告中写道，“是要让想学的人找得到明师，让愿教的人看得见后继。”
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传习内容。各派匠人视技艺为秘传，怎肯轻易示人？吴老四直言：“我吴家七十二综的挑花诀窍，是六代人琢磨出来的。若公开传授，别家学去了，我吴锦还凭什么卖高价？”
其其格想出了折中办法。她建议设立“技艺献授奖”：凡愿将独门技艺整理成图说、口诀献出者，朝廷按该技艺的市场价值给予一次性赏银，并授予“匠师”荣誉头衔；同时规定，献出的技艺虽可公开传习，但商业使用时需标明技艺来源，并缴纳少量“技艺使用费”。
“就像草原上的草场，”伯颜帖木儿解释，“你可以赶着羊来吃草，但要记住草场是谁养护的，明年再来时，带一袋盐作为谢礼。”
深秋，第一所匠艺传习所在闾门外试办。校舍原是废弃的染坊，程允执特意保留了那口百年染缸，将其改造成“技艺展示池”——缸中蓄水，用于演示不同染法的效果。招收告示用了三种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蒙古文和波斯文，因为苏州城内有归附的蒙古织工和西域染匠。
报考者出乎意料地多。除了匠户子弟，竟还有商贾之子、农夫之女、甚至有个在码头扛活的少年，说他夜夜梦见织锦。考核不考文章，只考三样：眼力（分辨丝线细度）、手感（触摸判断织物密度）、巧思（用简单材料搭出结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