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是三营自出川以来难得的、相对平静的休整时间。
王家坳的条件依旧简陋，但至少有了遮风避雨的临时棚屋（虽然大部分是士兵们自己动手搭建的），每天能按时领到虽然粗糙但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伤员们也得到了相对稳定的救治。杨桂枝和卫生兵们日夜忙碌，用有限的药品和土方，尽力减轻伤员的痛苦。
李啸川没有闲着。他深知这点平静只是暂时的。他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整编了队伍。原本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名义上的，实际上只有两挺老掉牙的重机枪和少量迫击炮）的编制，在惨重的伤亡后已经名存实亡。他将幸存下来的近七十名官兵（包括轻伤员）暂时混编为一个加强连，由李大力直接指挥，张宝贵、王铁生和代理三连长老张分别担任排长。孙富贵依旧负责那挺唯一的、经过简单维修后勉强能用的歪把子轻机枪。赵根生、张黑娃等战斗骨干也被分配到各个班排，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王秀才除了协助文书工作，也被李啸川要求参加基本的军事训练。李啸川对他说：“秀才，光会写不行，关键时刻也得能拿得起枪。在这战场上，多一分本事，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王秀才虽然心里有些抵触，但也知道营长说的是实话，开始笨拙地练习步枪射击和拼刺。
士兵们除了养伤，就是擦拭武器，整理个人装具，或者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话题离不开死去的战友，离不开惨烈的战斗，也离不开对未来的迷茫和对家乡的思念。
张黑娃的腿伤在杨桂枝的精心照料下，慢慢好转，虽然走路还有点瘸，但已经能甩开拐杖自己行走了。他闲不住，经常拉着赵根生比划拼刺动作，或者摆弄他那把宝贝大刀，用石头打磨着刀刃上的缺口。
“根生，你说武连长他们…到底还活着没？”一次休息时，张黑娃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突然问道。
赵根生正小心地擦拭着分到的二十发子弹，闻言动作停了一下，沉默地摇了摇头。他怀里那面“死”字旗，被他洗得发白，虽然破损，却依旧整齐地叠放着。
孙富贵大部分时间都守着他那挺机枪，拆了装，装了拆，确保每一个零件都处在最佳状态。偶尔，他会拿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头在上面写写画画，没人知道他在写什么。
小石头似乎一下子成熟了不少，脸上少了些稚气，多了些沉稳。他负责营部的通讯和杂务，跑前跑后，一刻不停。
休整的第四天，团部传来消息，师部将从后方补充一批新兵到各部队。这对于严重减员的三营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然而，当李啸川带着李大力赶到团部指定地点接收新兵时，心又凉了半截。
所谓的“新兵”，大多是刚从农村征召来的壮丁，面黄肌瘦，穿着破烂的民服，很多人连枪都没摸过，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和恐惧。人数也只有区区五十人，而且年龄跨度很大，有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也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负责交接的是一名师部的参谋，他面无表情地将花名册递给李啸川：“李营长，这是补充给你们营的五十名新兵。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很快要有行动。”
李啸川看着眼前这群如同难民般的“新兵”，强压下心中的失望，敬了个礼：“是，长官。”
回去的路上，李大力看着身后那群走得歪歪扭扭、毫无纪律可言的新兵，忍不住抱怨：“营长，这…这能叫兵吗？上面也太敷衍了！”
李啸川叹了口气：“有总比没有强。大力，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要尽快让这些人有点兵样子。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回到王家坳营地，老兵们看到这群新补充来的“弟兄”，也都面面相觑，议论纷纷。
“龟儿子的，这都是些啥子人哦？怕是连枪都端不稳！”
“指望他们打鬼子？别到时候拖后腿就不错了！”
“唉，总好过就我们这几条枪…”
张黑娃拄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在新兵面前走了两圈，撇撇嘴：“一个个跟豆芽菜似的，风一吹就倒喽。”
新兵们被老兵们打量着，更加紧张不安，低着头不敢说话。
李啸川将新兵集合起来，站在一个土坡上，目光扫过这些稚嫩或沧桑的脸庞。他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刚放下锄头，就被征到这里来的。你们可能怕，可能想家，可能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告诉你们！这里是前线！是战场！你们穿上这身军装，拿起枪，就不再是老百姓！你们是军人！是保卫国家、打鬼子的中国军人！”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下面那些逐渐抬起的头。
“小鬼子占了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你们有的家人可能已经遭了难！我们川军，从四川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就是为了把狗日的小鬼子赶出去！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身后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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