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晚报》总编王文瀚的办公室，厚重的窗帘重新被拉开，阳光重新涌入，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那股由恐惧、罪疚和绝望凝结而成的寒意。第三封匿名信像一柄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王文瀚多年来精心维持的体面与镇定，将他最阴暗的秘密和盘托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此刻，他不再是那个手握舆论权柄、沉稳干练的总编，而是一个被剥去所有伪装的、瑟瑟发抖的待审者。
吕凯没有选择将王文瀚带回市局审讯室。这里，就在他自己的权力场，就在这间象征着“真相”和“监督”的办公室里，面对那封足以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匿名信，或许更能击溃他的心理防线，迫使他吐露实情。刘冰守在一旁，冷眼旁观，记录着王文瀚的每一丝神情变化。
“王总编，”吕凯的声音不高，但在绝对的寂静中，每个字都带着重量，“这封信里的指控，包括十年前收受‘封口费’，以及最近阻挠方哲调查‘恒发’污染，我们会逐项核实。但现在，方哲记者失踪，生命危在旦夕。灰衣男人，也就是这个‘净罪者’，他手里不仅有你过去的把柄，更握着方哲的性命。他显然认为，你和方哲的遭遇，是同一根腐败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想救方哲，想救你自己，唯一的机会，就是把你知道的、关于灰衣男人、关于方哲的调查、关于‘恒发’的一切，原原本本说出来。隐瞒，只会让情况更糟。”
王文瀚瘫坐在椅子上，双手紧握，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试图用身体的疼痛来对抗精神上的崩溃。他目光空洞地看着桌上那两张信纸，看着那行“净罪者”的红字签名，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破旧的风箱。
“我……我没有想害方哲……”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他……他是个好记者，有冲劲，有良心……但是……但是‘恒发’的事，水太深了！吴天豪那个人……手眼通天，在省里、在北京都有人！方哲他单枪匹马，斗不过他们的！他继续查下去，不仅报道发不出来，他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出问题！我……我是为了他好，也为了报社……”
“为了他好，所以压下了他的报道？”刘冰忍不住讥讽道，“为了报社好，所以对‘恒发’的广告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总编，你这套说辞，自己信吗？”
王文瀚像是被抽了一鞭子，身体剧烈一颤。“广告费……是有一部分原因……报社要生存，那么多员工要吃饭……‘恒发’是本地纳税大户，也是我们的大客户……得罪了他们，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他吞了口唾沫，没敢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还有报社的政治资源和生存空间。
“十年前呢？”吕凯紧紧逼问，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那起铅污染事件，你当时是地方报纸的记者，你拿了工厂老板多少钱？让你闭嘴的‘封口费’，具体是多少？通过什么方式给的？除了你，还有谁知道这件事？你当年‘处理’的证据，又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像重锤一样砸在王文瀚的心上。他脸色由灰白转为死青，额头上冷汗涔涔，眼神躲闪，呼吸急促。“我……我没有……那张照片是伪造的！是污蔑！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
“照片可以鉴定真伪，银行流水可以追查，当年相关的人员也可以询问。”吕凯步步紧逼，“王总编，灰衣男人既然能拿出这张照片，就说明他掌握的证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他现在是猫，我们是老鼠，而他显然不打算立刻吃掉老鼠，他想要老鼠在恐惧中挣扎、忏悔，然后他再来决定如何‘处置’。你现在否认，没有任何意义。方哲失踪，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或者你的家人。你难道想等着他找上门，用更极端的方式，来‘帮’你回忆吗？”
“家人”两个字，再次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文瀚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他想到了自己还在国外留学的女儿，想到了身体不好的老伴……如果灰衣男人那个疯子，把目标对准他们……
“我说……我都说……”王文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他像一滩烂泥般滑下椅子，瘫坐在地毯上，双手抱头，语无伦次地开始交代。
十年前，他还是个有理想、有冲劲的年轻记者。他率先披露了那家化工厂（当时还不叫“恒发”）违规排放导致儿童血铅中毒的事件，报道引发了强烈反响。工厂老板，也就是后来改名换姓的吴天豪，通过中间人找到了他，先是以“影响地方经济稳定”、“报道失实”施压，见他不为所动，又直接开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价码——一笔相当于他当时十年工资的“封口费”，以及承诺帮他解决妻子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职称问题。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隐晦的人身威胁下，他动摇了。他交出了部分采访笔记和照片“底稿”（也就是匿名信照片中处理掉的东西），并在后续报道中模糊了焦点，最终让事件不了了之。他用那笔钱付了首付，买了房子，也一步步爬到了总编的位置。但这十年来，他每晚都被噩梦缠身，梦里是那些中毒孩子无辜的眼睛，是铅污染土地上枯萎的庄稼。他试图用酒精和更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但愧疚感如同附骨之疽，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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