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木，”王二狗直截了当，“老刘家拆房，有十几根好柞木梁。要是买过来，够造半艘船的肋。”
“多少钱？”
“三十贯。”
赵普放下笔，揉了揉眉心：“王管事，不是我不给。账上只剩十五贯，是下个月的伙食钱。这钱动了，弟兄们就得饿肚子。”
王二狗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懂，船重要，可人吃饭也重要。
“我去找指挥使。”他转身要走。
“指挥使去州城了。”赵普叫住他，“说是去见刺史，商量……商量借粮的事。”
“借粮？”
“嗯。”赵普声音低了些，“咱们种的那片桑，占了原先的军屯地。按制，军屯地要交粮的。咱们没交，州里来问话了。”
王二狗愣住了。他只知道造船，只知道算木料、工时、船型，从没想过还有这些事。
“那……那怎么办？”
“指挥使去解决了。”赵普说，“你就专心造船。木头的事……我再想想办法。”
王二狗走出值房，站在太阳底下，觉得浑身发冷。他抬头看天，天很蓝，云很白，一切都那么正常。可底下的事，怎么就那么难呢？
汴京，枢密院。
王溥看着桌上那份河南府送来的奏报，眉头皱得紧紧的。
奏报是河南府尹亲笔写的，说清丈田亩推行月余，隐报、漏报的田产查出了近万亩，补征税款三万贯。这是好事。
可后面附了一份名单，列了三十七个“抗拒清丈”的豪强。其中八个是当地望族，祖上出过进士、举人，在朝中也有姻亲故旧。河南府尹请示：这些人，办不办？
办，牵涉太广，恐生变故。不办，《显德律》就成了笑话。
王溥放下奏报，起身在值房里踱步。紫檀木地板被踩得吱呀作响，声音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窗外有蝉在叫，一声接一声，聒噪得很。
他想起了孙铁柱案。李俊倒了，可李家在巩县的田产，大部分被其他豪强以各种名义“接盘”了。新丈出的田亩数，比李俊倒台前还少了二百亩——不是真的少了，是又隐报出去了。
按下葫芦浮起瓢。
王溥停下脚步，回到案前，提笔给柴荣写节略。他写得很慢，把河南府的难处、豪强的反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一条条列清楚。写到最后，他笔顿了顿，添了一句：
“新政如治水，堵不如疏。或可设‘自首之期’，限期内主动补报者，罚金减半，既往不咎。逾期严惩。”
写完，他封好奏报，叫来亲信：“送进宫。”
亲信走后，王溥没再坐下。他走到窗边，看着院里的那棵老槐树。树冠如盖，投下大片荫凉。几个书吏在树下低声交谈，见他看过来，赶紧散了。
他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新政推行，触动太多人的利。枢密院上下，有多少人的亲朋故旧在地方上有田产？有多少人暗地里抱怨“与民争利”？
王溥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再睁开时，眼神已经恢复了平静。他走回案前，继续处理下一份文书——是关于淮南水灾后重建的，要钱，要粮，要人。
一件一件来。
州城，刺史衙门。
赵匡胤坐在偏厅里，等着刺史召见。厅里陈设简单，几张椅子，一张茶几，墙上挂着幅山水画，墨色已经暗淡了。
他等了一炷香时间。
门外传来脚步声，刺史进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圆脸，微胖，穿着常服，脸上带着笑：“赵指挥使，久等了。”
“不敢。”赵匡胤起身行礼。
两人落座。侍从上茶，茶是普通的炒青，汤色浑浊。刺史抿了一口，放下茶盏：“赵指挥使此来，是为了军屯地的事？”
“正是。”赵匡胤说，“登州水军种桑的那片地，原是军屯地不假。但末将查过旧档，那片地盐碱重，种粮十年九不收，早已荒废多年。末将带人开荒种桑，也是物尽其用。”
刺史点点头：“这个本官知道。只是……按制，军屯地无论收成如何，都要计入田亩，按则纳税。你们种了桑，自然要按桑田的税则来。”
“末将明白。”赵匡胤说，“所以末将此来，是想请刺史行个方便——桑田的税，我们认。但可否缓交一年？等桑叶收了，蚕丝卖了，有了钱，一定补上。”
刺史没立刻回答。他端起茶盏，又放下，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
厅里很静，能听见外面衙役走动的脚步声。
“赵指挥使，”刺史终于开口，“本官听说，你在登州造船，很是辛苦。自掏腰包，亲力亲为，这些本官都看在眼里。”
赵匡胤心里一紧。这话听起来像夸奖，但他知道后面必有转折。
“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刺史话锋一转，“军屯地纳税，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本官若是给你开了这个口子，别处怎么办？各州各府的驻军都来找本官说情，本官该如何应对？”
“末将明白。”赵匡胤说，“只是登州水师，关系朝廷南征大计。船造不出来，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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