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轰鸣声在兵工厂山谷里日夜不休，像是给根据地这颗心脏装上了更强劲的泵。新零件、改良的枪械部件、甚至第一批完全由新生产线复装出来的、黄澄澄亮闪闪的子弹，流水般从车间里淌出来，乐得后勤处长老马见牙不见眼，直呼“这下可算能挺直腰板做人了”。
可王雷心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清楚。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机床，也得有能驾驭它的人。苏婉清是块宝，张师傅那几个老技术工人也是顶梁柱，可满打满算，能真正玩转这些新玩意儿、吃透背后原理的，两只手数得过来。这就像家里突然有了台八抬大轿，可轿夫就俩，抬不动，也跑不远。
更别说，根据地摊子越铺越大。部队在扩编，新兵一茬茬地进来，光是教他们认枪、打枪、战术配合，就占用了大量老兵和基层干部的精力。地方政权在建设，税收、民政、宣传、生产调度，哪一样不需要识文断字、脑子清楚的人？军工、医疗、通讯这些技术性强的部门，更是望眼欲穿地盼着能来几个“明白人”。
人才荒，比武器荒、粮食荒更让王雷感到紧迫。武器可以爆，粮食可以种可以换，可这能打仗、会管理、懂技术的大活人，没法凭空变出来。系统能爆装备，爆不了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这是系统也给不了的“硬伤”。
这天下午，王雷没去兵工厂，而是叫上赵刚，两个人换上普通战士的旧棉袄，戴顶破毡帽，溜溜达达出了杨各庄，往临近几个村庄转悠。美其名曰“视察民情”，实际上，王雷是想亲眼看看根据地普通百姓，尤其是年轻一辈的真实状态。
走了几个村子，情况大同小异。百姓们对八路军，特别是对风暴团，那是真心拥护。提到林峰司令员和打鬼子的队伍，个个翘大拇指，家里有半大小子的，都巴不得送去参军。可一提到“念书”、“学手艺”，很多人就摇脑袋。
“念书？那都是地主老财家少爷干的事，咱庄户人，认得自个儿名字，会算个粗账就不赖啦！”一个正在拾掇农具的老汉笑呵呵地说。
“学手艺？那是要拜师傅、伺候好些年的营生，还得看人家收不收。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能吃饱肚子就不易，哪想那么远？”一个年轻的媳妇一边纳鞋底一边叹气。
村里也有识字班，是妇救会和民兵组织搞的，教些简单的字和抗日道理，参与的多是大姑娘小媳妇和部分民兵。教的先生，往往是村里原先的私塾先生或者几个念过几年冬学的人，水平有限，教的也多是《百家姓》、《三字经》和一些口号式的标语。
王雷蹲在村头碾盘边，跟几个晒太阳的老乡扯闲篇，随口问：“咱们队伍里现在缺能写会算、能开机器、能看病的人，咱们村里后生，有对这方面感兴趣、脑瓜灵光的没？”
几个老乡互相看看，一个抽着旱烟的老汉咂咂嘴：“司令员（他们认出了王雷），要说灵光孩子，哪个村没几个？村东头老李家的二小子，还没桌子高就会摆弄他爹那套木匠家伙什，做的木头手枪跟真的似的。村西刘寡妇家的大小子，记性好得吓人，听戏文听一遍就能学个八九不离十。可……这跟您说的那些，挨得上吗？”
“挨得上，怎么挨不上？”王雷眼睛一亮，“木匠活讲究尺寸、结构，那是工程学的底子。记性好，学东西就快。这些都是好苗子啊！咱们队伍里，就需要这样心灵手巧、肯动脑子的后生！”
另一个老乡却叹气：“好苗子也得有人教、有地方学啊。咱们这穷乡僻壤，连个正经学堂都没有。以前镇上倒是有个高小，鬼子来了，先生跑了，学堂也烧了。”
这话像根针，扎在了王雷心里。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对赵刚说：“老赵，看见了吧？不是老百姓不想学，是没条件学，不知道学了能干嘛，觉得那离自己太远。咱们得搭个台子，把路给他们指出来，还得告诉他们，走这条路，不光能打鬼子，还能让自己、让家里、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
赵刚深有感触地点头：“是啊，扫盲识字是基础，但光扫盲不够。咱们得搞自己的‘学堂’，不拘一格，因材施教。既要培养能冲锋陷阵的战斗骨干，也要培养能管理地方、发展生产的行政人才，更要培养懂技术、能创新的专业人才。这是百年大计，更是当务之急。”
两人一边往回走，一边低声商议。一个模糊的计划，在王雷心中逐渐清晰成形。
回到杨各庄指挥部，王雷立刻召集了团部主要干部和根据地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苏婉清也被特意叫来。
会议开始，王雷没废话，直接抛出问题：“咱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不是枪，不是炮，也不是粮食。最缺的，是能用这些枪炮、能搞来粮食、能管好这一摊子事的人！是人才！”
他环视众人：“兵工厂有了新机床，可婉清同志手下能完全吃透机器、搞改进搞创新的人有几个？部队扩编，合格的老兵提干当班长排长，战术素养、带兵能力跟得上吗？地方上建立政权，收公粮、组织生产、调解纠纷，咱们派去的同志，政策水平、工作方法够用吗？医疗队到现在，真正能独立做手术的医生有几个？电台报务员培养出来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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