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滁州郊外土路，5月12日凌晨三点十五分）
摩托车的大灯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乱晃，颠得人屁股都快碎了。小枫在后座上死死抱着苏砚的腰，脸贴在他背上，感觉自己肠子都要颠出来了。
“师父……能不能慢点儿……”他扯着嗓子喊，风把声音吹得稀碎。
“不能！”苏砚头也不回，油门拧到底。这辆偷来的日本军用摩托车性能确实不错，就是减震跟没有似的，过个坑能把人颠飞起来。
另一辆车上，科赫博士的情况更糟。这老教授这辈子估计都没骑过这么快，脸都白了，手死死抓着车把，眼镜在鼻梁上跳舞，随时可能飞出去。
“苏！前面！前面！”科赫突然大喊。
前面路上横着一道木杆——是哨卡！两个伪军正缩在岗亭里打瞌睡，听到摩托车声才迷迷糊糊探出头。
“咋办？”小枫急了。
“冲过去！”苏砚压根没减速。
摩托车像疯牛一样冲过去。伪军慌了，一个赶紧去抬木杆，另一个手忙脚乱去抓枪。但太迟了，摩托车“呼”一声从刚抬起半米的木杆下钻了过去，后座上的小枫差点被刮下来。
“有人闯卡！开枪！”伪军大喊。
“砰！砰！”
子弹打在后面的土路上，扬起一片尘土。苏砚猛打方向，摩托车冲进路边的苞米地。一人多高的苞米杆子“噼里啪啦”打在脸上，生疼。
“科赫博士！跟上！”苏砚回头喊。
科赫那辆车也冲了进来。老教授技术不行，差点翻车，勉强稳住。
两辆车在苞米地里犁出两条歪歪扭扭的沟。后面的枪声渐渐远了，伪军没敢追进来——大半夜的，谁知道地里藏着多少人。
冲出去几百米，回到另一条土路上。苏砚这才减速，停车，大口喘气。
小枫从后座滚下来，一屁股坐地上：“我的妈呀……差点就交代了……”
科赫停下车，手还在抖。他摘了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然后突然开始在身上摸来摸去。
“博士，找啥呢？”小枫问。
“我的皮箱……还在不在？”科赫声音都在抖。
小枫看了看车后座：“在呢，捆得结实实的。”
科赫松了口气，打开皮箱检查。里面的瓶瓶罐罐叮当作响，但还好，没碎。
“博士，你那箱子里到底装的啥宝贝？”小枫好奇，“一路上跟命根子似的。”
“化学试剂，笔记，还有……”科赫从箱底摸出个小铁罐，“最后的应急用品。”
“这是啥？”
“自制催泪瓦斯。”科赫小心地放回去，“如果下次再遇到关卡，可以用这个。不过只有两个了，得省着用。”
苏砚看了看地图：“前面是定远县，肯定有鬼子驻军。咱们得绕过去。”
“怎么绕？”小枫苦着脸，“这黑灯瞎火的……”
“走小路。”苏砚收起地图，“我知道一条，以前跟我爸走过。”
（同一时间，延安第二战俘营）
战俘营建在山沟里，三面环山，就一条路进出。说是战俘营，其实就是几排土窑洞，外面围了一圈木栅栏，四个角有岗楼。
吉田浩二缩在窑洞最里面的角落，裹着破棉被。窑洞里睡了二十多个日本战俘，鼾声此起彼伏，但他睡不着。
他今年二十三岁，但看起来像三十多岁——战俘营的生活催人老。1937年他在南京被俘，那时候才十八岁，是个新兵蛋子，啥都不懂。在战俘营待了五年，学了中文，读了八路军的宣传材料，渐渐明白了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他是战俘营里的“积极分子”，帮着八路军做日文翻译，教育新来的战俘。有些顽固分子骂他是“叛徒”，但他不在乎。他见过南京城里堆积如山的尸体，见过被日军烧毁的村庄，他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但这两天，他感觉不对劲。
看守们看他的眼神变了。以前虽然也监视，但还算客气。今天下午，两个看守突然把他叫出去，说是“例行问话”，但问的都是些奇怪的问题：最近有没有跟外面联系？有没有人给他捎过东西？
还有，晚饭时候，他听见两个看守在门外小声嘀咕：“……明天一早……上头命令……”
明天一早？什么命令？
浩二心里发毛。他想起了父亲——吉田正一，那个他既恨又怕的男人。父亲是731部队的负责人，是战争罪犯。如果父亲知道儿子在战俘营里变成了反战人士……
他不敢往下想。
悄悄爬起来，摸到窑洞门口。门从外面锁着，但门板有条缝。他凑上去往外看。
院子里静悄悄的，岗楼上的探照灯缓缓扫过。一切看起来正常。
但直觉告诉他，不正常。
“浩二君，你也睡不着？”旁边传来小声的日语。
是同窑洞的山本，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兵，在战俘营里待了三年，也是反战积极分子。
“山本桑，我感觉……要出事。”浩二压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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