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陋室中的油灯将李世欢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土墙上，随火苗摇曳不定。桌上摊着司马达那封密信，纸张粗糙，字迹粗犷。
“沃野镇将慕容俨颟顸贪暴，众军士恨之入骨。”
李世欢的手指在这行字上反复摩挲。
是该死。这种蠢货坐在镇将位上，沃野不乱才怪。
但他睁开眼睛时，眸子里已经没有了愤怒的火焰，只剩下冰冷的计算。
现在，他要写一篇完整的乱世生存策论，交付给四百里外那些把性命托付给他的兄弟。
李世欢起身，从床下拖出一只破旧的木箱。
他取出三张官牒纸，又研了墨。
笔尖悬在纸上，良久未落。
要说的话太多，能写在纸上的却必须极少。这封信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就是灭族之祸。他必须用只有司马达能懂的语言，既要传达完整的战略，又要不留任何实质把柄。
李世欢深吸一口气，笔锋落下。
“达如晤：信收悉，一切皆明。”
他停笔，审视这八个字。太平淡，太正式。但恰恰要这样，如果信被截获，这种公事化的开头能让截获者产生误判，以为是普通公务往来。
“兄在洛中，见闻日广，深觉天下将有大变。今有三思，弟当细察。”
他换了张纸，先写草稿。
一思：时局
“洛阳已朽，从根烂到梢。”李世欢在草稿上疾书，“皇帝年幼，太后被囚，朝政尽归元乂之手。此人贪婪短视，只知聚敛，不知治国。今岁北镇欠饷已达七成，而元乂为宠姬建楼阁，一木之费可抵千卒年饷。”
他想起另一个函使送信至元乂心腹府邸，见工匠搬运南来的沉香木，那官吏得意洋洋地说：“此木一根价值绢五百匹，大将军要用它做寝殿的梁。”五百匹绢，是怀朔镇一年军饷的十分之一。
“更可虑者，朝中无人敢言。”笔锋转厉，“清河王元怿下台后，忠直之臣或贬或死，余者皆苟且偷生。羽林军暴戾，劫掠市井如匪；各部曹贪墨，克扣粮饷成风。今春河北报蝗灾，户部仍强征粮赋，已有老弱饿毙道旁。”
李世欢顿了顿，加上最关键的一句：
“如此朝廷，已失天命。大乱必起，只在早晚。”
这不是预言，是算术。当克扣的粮饷超过士兵的忍耐极限，当强征的赋税超过农民的生存底线，当腐败的速度超过帝国修补的能力，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问题只在：崩塌时，你在哪里？
二思：我辈
李世欢换行，字迹变得凝重。
“我辈何人？边镇武人，寒门子弟，在洛阳权贵眼中，不过守门之犬，用时可唤，厌时可杀。”
“达弟所聚四百人，皆此类也。”李世欢继续写，“无家世可依，无钱财可贿，唯有手中刀、胸中气、命一条。此为我辈立身之本，亦是我辈取死之道。”
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敢拼命。
也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最先被牺牲。
“故我辈行事，首重‘名分’。”笔锋一转，“无名而举事，是为贼，天下共击之。有名而兴兵，是为义，豪杰影从之。昔年陈胜吴广，亦要鱼腹藏书、篝火狐鸣。今我等缺者，非人力，非刀兵，乃一面‘名正言顺’之旗。”
那么，旗从何来？
三思：破六韩拔陵
关于这个人，他听到的消息很矛盾。商旅说他“专抢官府粮车，分与饥民”，有侠盗之风；但官府的邸报里，他是“聚众倡乱，杀官毁衙”的巨寇。更重要的是，司马达信中提到的那句口号：“杀尽鲜卑贵，汉儿当自强。”
“蠢。”李世欢低声吐出一个字。
不是因为这口号不对，鲜卑贵胄确实该杀，而是因为它太狭隘。怀朔镇里有多少鲜卑穷户？他们同样被克扣军饷，同样在挨饿受冻。六镇戍卒中，鲜卑人至少占四成，其中大半是普通军户，与汉人士兵同锅吃饭、同袍御寒。你要“杀尽鲜卑贵”，那些鲜卑穷卒听来是什么感觉？
“这是在把朋友变成敌人。”李世欢在草稿上写道，“破六韩拔陵或有血气，但无远略。其如起事必猛，败亡亦速。原因有三：”
他一条条列下：
“一、树敌太广。鲜卑贵胄该杀，但鲜卑平民不可敌。他这一口号，自绝于六镇三成兵力。”
“二、根基太浅。只知劫掠，不知建设。抢粮能抢几时？粮尽之日，就是溃散之时。”
“三、无大义名分。杀官是为泄愤，不是为救民。天下人看来，仍是贼寇，不是义军。”
写到这里，李世欢想起《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破六韩拔陵，还在“伐兵”甚至“攻城”的层次。
而他要走的，是“伐谋”的路。
李世欢放下笔，活动了一下僵直的手指。油灯的光又暗了些，他挑了挑灯芯，火焰猛地窜高，将他的影子投满整面墙。
现在，思路清晰了。
他重新铺开官牒纸，开始写真正的密信。这次不再长篇大论，而是高度浓缩的指令，用只有他和司马达能懂的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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