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七，黄河冰封。
李世欢骑着一匹瘦马，沿着官道向北走。这是他本月的第三次公差——送一批无关紧要的冬祭文书去河内郡，往返需要七天。天阴沉得像是要塌下来，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北风卷着冰碴子打在脸上，生疼。
他其实可以推掉这趟差事。临近年关，函使院里人人都想留在洛阳，哪怕只是守着冰冷的值房，也比在外挨冻强。但李世欢主动接了。
他需要离开洛阳几天，需要一个人在路上，把那张已经烧掉的地图、那些已经做出的判断，在脑子里再走一遍。
马走得很慢，蹄铁敲在冻硬的路面上，发出单调的“嗒、嗒”声。官道两旁是荒芜的田野，偶尔能看到几处残破的村庄，土墙坍塌，不见炊烟。去年这个时候，这一带还有逃荒的流民蹲在路边乞食，今年连流民都没了——要么冻死了，要么逃到更南边去了。
傍晚时分，终于看到驿站的黑瓦屋顶。
这是一处中等驿站，建在官道岔口，往西通河东，往北去并州。李世欢牵着马走进院子时，院子里已经拴着七八匹马，槽里拌着劣质的草料，马儿低头咀嚼，鼻孔喷出白气。
驿站正堂点着油灯，昏黄的光从窗纸透出来。掀开厚重的棉帘进去，一股混杂的气味扑面而来——汗味、羊膻味、劣酒味、还有炭火烟味。堂里摆着五六张方桌，已经坐了不少人：两个商贩打扮的正在低声算账；三个军官模样的围着炭盆烤火；墙角还有个独坐的僧人，闭目捻着佛珠。
李世欢找了个靠门的空桌坐下，把公文包裹放在桌上。驿卒过来，他掏出函使木符和文书勘合。驿卒验过，懒洋洋地问：“吃什么？粟米饭，豆粥，还有今日宰了只病羊，有肉汤。”
“一碗豆粥，两张饼。”李世欢说。
驿卒去了后厨。李世欢解开裹得严实的外袍，露出里面的旧吏服。他刻意选了这个位置——靠门，背靠墙，能看清整个堂内的情况。这是六年养成的习惯。
炭盆边那三个军官在说话，声音不高，但堂里安静，能听清。
“这鬼天气，再往北走，马都得冻死。”
“死也得走，军令如山。”
“山？现在哪还有什么山？兵部的文书到了地方，不塞钱谁给你办？”
三人苦笑。李世欢听口音，像是关中一带的驻军，估计是往洛阳押送什么东西。他移开目光，看向角落那个僧人。
僧人很年轻，二十出头，但闭目捻珠的姿态老练得像修行了三十年。僧衣是普通的灰布，但脚下的鞋——李世欢目光一凝——那是双厚底牛皮靴，靴帮上还沾着未化的雪泥。这不是游方僧人会穿的鞋。
正看着，棉帘又被掀开，一股寒气灌进来。
进来的是个武人。
三十来岁，中等身材，但肩膀很宽，把一件半旧的皮袄撑得紧绷。脸被寒风吹得通红，眉毛、胡茬上结着白霜。他一进来就跺脚，靴子上的雪块簌簌落下，然后扯开嗓子喊：“驿卒！热酒！越快越好！”
声音粗豪，带着浓重的北地口音。
李世欢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这口音他太熟了——不是洛阳官话，不是河北士族的雅言，是边镇特有的那种腔调，把“酒”说成“啾”，把“热”说成“耶”，硬邦邦的像冻硬的土块。
那武人环视一圈，看到李世欢对面的桌子空着，大步走过来，一屁股坐下。皮袄散开，露出里面的军服——不是羽林军的锦袍，也不是洛阳禁军的制式甲，是边镇那种厚实的、磨损严重的粗布战袄，领口磨得发白。
驿卒端来豆粥和饼，李世欢慢慢吃着，余光观察着对面的人。
武人要了一壶烫酒，也不用杯，对着壶嘴就灌了一大口，然后长舒一口气，白雾从嘴里喷出。他摘掉皮帽，露出剃得很短的头发——不是僧人那种光头，是武人为了方便戴盔剃的短茬。额角有一道疤，像是刀疤，已经愈合，但颜色比周围皮肤深。
“这鸟天气！”武人又灌了一口酒，自言自语，“从洛阳走到这儿，冻掉老子半条命。”
李世欢的粥喝完了。他拿起饼，掰开泡进剩下的粥汤里。动作很慢，像是纯粹为了打发时间。
武人注意到他，上下打量一眼，目光在吏服上停了停，又移开。边镇武人对洛阳的吏员没什么好感——这是李世欢在怀朔就知道的。在戍卒眼里，这些穿吏服的都是来克扣军饷、刁难文书的蠹虫。
但李世欢没穿函使院统一的灰蓝吏服，他穿的是自己改制过的旧衣——颜色更深，样式更简单，看起来像个小衙门的书吏，不像要害部门的。
“这位兄弟，”武人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也是往北去？”
李世欢抬起头，点点头：“去河内郡送文书。”
“河内啊……”武人咂咂嘴，“那还好，不算太北。老子得去秀容，他娘的，还得走五六天。”
秀容。
李世欢心里一动。那是尔朱荣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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