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回来之时，梅丽正坐在一辆破旧不堪、颠簸得如同惊涛骇浪中一叶扁舟的大巴车上。这趟车，是从地区首府县城开往更偏远边境方向某个小镇的。
车窗外的景象，已经与她熟悉的家乡乃至省城截然不同。天空是一种高远到近乎冷酷的蓝，阳光刺眼却感觉不到多少暖意。视野所及，是无边无际的、覆盖着薄薄积雪的荒原和戈壁，间或有光秃秃的、呈现出铁锈红色的山丘像巨兽的脊背般隆起。植被稀少得可怜，只有一些低矮、枯黄的草甸和叫不出名字的、带着尖刺的灌木，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空气干燥得让她嘴唇开裂，每一次呼吸，冰冷的空气都像小刀子一样刮过喉咙。
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换了多少趟车，走了多少天。从省城到地区首府，再从地区首府辗转到这个更靠近边境的县城，现在又坐上了这趟仿佛没有尽头、通往地图边缘的班车。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大部分都花在了路费和最便宜的食物上——硬得硌牙的馕饼，或者路边小摊上漂着几点油星、几乎没有味道的面条。晚上，她要么在车站冰冷的长椅上蜷缩一夜，要么和衣挤在散发着浓重异味的大通铺旅社里，警惕着周围的一切。
身体早已疲惫不堪，脚上磨出了水泡，嘴唇干裂出血，脸上被风吹得又红又糙，头发也油腻打结。但她的眼睛，却始终亮得惊人，那里面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和急切——找到哥哥！必须找到哥哥！
颠簸了不知多久，大巴车终于在一个看起来比之前经过的县城更加简陋、规模更小、几乎只有一条主街的小镇停下了。司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喊了一声地名，梅丽知道，自己到了信封上那个“地区”下辖的、最靠近边境线的一个镇子。如果哥哥的部队在这一带，这里或许能得到更确切的消息。
她拖着几乎麻木的双腿，背着那个越来越显沉重的破布包，随着寥寥几个同样风尘仆仆的乘客下了车。小镇的街道很窄，两边的房屋低矮，大多是用土坯或石头垒成，刷着白色的石灰，但因为风沙侵蚀，很多已经斑驳脱落。街上行人不多，都穿着厚实的、颜色黯淡的棉衣或皮袄，面孔被高原的阳光和风沙雕刻得粗糙而黝黑，眼神里带着一种本地人特有的、打量外来者的疏离和好奇。
寒风呼啸着卷过街道，扬起地上的沙尘和细雪。梅丽紧了紧身上单薄破旧的棉袄——这还是她从家里穿出来的那件，在南方或许还算厚实，在这西北的严寒里简直像一层纸——打了个寒颤，赶紧找了个背风的墙角蹲下，从包里掏出最后半个冻得硬邦邦的馕饼，就着怀里捂着的、还有一点温气的军用水壶里的水，小口小口地啃着。
她必须尽快补充一点体力，然后去做最重要的事——打听消息。
吃完那点可怜的干粮，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开始在镇上寻找。她的目标很明确：武装部，或者任何可能与部队有关的地方，比如军供站、军属接待处之类的。
小镇不大，她很快就在一条相对“繁华”的街边，看到了一块白底黑字、已经有些褪色的牌子——“XX镇人民武装部”。
梅丽的心跳加速了。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一些，然后走上前，敲响了那扇漆皮剥落的绿色木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从里面打开。一个穿着旧军棉大衣、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的男人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警惕和疑惑。他的普通话带着更浓重的地方口音：“你找谁？有啥事？”
“同志，您好。”梅丽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清晰平稳，“我想打听点事。我哥哥在边防部队当兵，好几年没回家了，家里有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立刻联系到他。只知道部队番号和大概地区，不知道具体驻地在哪。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查一下或者指个方向？”
她边说，边把贴身藏着的、哥哥那封旧信拿出来，指着上面的部队番号和模糊的邮戳区域。
老同志接过信，眯起眼睛看了半天，又抬头仔细看了看梅丽，眉头紧锁：“这个番号……好像是……以前在这一片驻防过的一个部队。不过……”他摇了摇头，“姑娘，你这是大海捞针啊！边防部队的驻地是军事机密，别说我们一个镇武装部，就是县里、地区武装部，没有上级命令和正式手续，也不可能告诉你具体位置。这是纪律！”
又是纪律！梅丽的心凉了半截，但她不甘心，继续恳求：“同志，求求您了！家里真的出大事了，人命关天！我娘病得都快不行了，就等着见我哥一面……您就给我指个大概方向，我自己去找！绝对不给您添麻烦！”
老同志看着梅丽冻得通红、布满风霜却眼神急切的脸，似乎也有些动容，但更多的还是无奈和谨慎。他叹了口气，把信还给她：“姑娘，不是我不帮你，是真的没办法。我给你指个方向？往北，过了前面那个山口，再往西，方圆几百里都是边防管控区，荒无人烟，冬天大雪封山，夏天流沙遍地，别说你一个女娃娃，就是熟悉地形的老牧民也不敢乱走！而且，就算你瞎猫碰死耗子撞到了某个哨所，没有证件和正当理由，哨兵也不可能放你进去，更不可能告诉你其他部队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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