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春节，岭背村比往年闹腾。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穿着紧绷绷的西装或锃亮的皮夹克，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在土路上颠。小孩嘴里塞着糖，追着鞭炮乱跑，空气里一股子炮仗呛鼻的硝烟味，混着不知道谁家炖肉的香。
只有村东头老槐树下头，那栋荒屋死气沉沉。墙头标语糊得看不清字，窗户玻璃烂了大半，用破化肥袋子堵着，风一吹，“噗啦啦”响，像叹气。院里野草长得齐腰深，把那石板小路都吞没了。老槐树倒是更茂了，树冠黑压压一片，投下的影子又浓又凉，大夏天站底下都起鸡皮疙瘩。
王叔端着碗猪肉白菜馅饺子蹲在自家门槛上吃，瞧着村里的热闹，心里却有点空落落。媳妇在屋里喊：“凉了！进来吃！”他应了一声，没动。这几年他日子还行，媳妇给他生了个带把的小子，腿脚也没大碍，就是不能扛重货。可每次眼神瞟过东头那屋子，小梅的模样，老陈吊着的死相，就冷不丁冒出来。
“还瞅啥？晦气地方。”媳妇出来，夺过他手里的碗。
王叔嘟囔：“没瞅啥。”起身进屋。土墙上贴着新写的红“福”字，桌上摆着过年才舍得吃的炖肉、炒鸡蛋。他闷头吃，媳妇在旁边叹了口气。
过了正月十五，打工的又像候鸟一样飞走了，村子一下子静得能听见狗喘气。没多久，村里来了个生面孔。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肩膀上挎个军用绿书包，自称是县文化馆的，叫赵建国，来搜集民间故事的，听说这儿有栋“鬼屋”。
他直接找到村支书。老支书一听他要打听留守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同志，那地方去不得，邪性！闹鬼！”
赵建国推推眼镜，笑：“大爷，我不信那个，就是做点记录，了解下咱这儿的风土人情。”
支书拗不过，把王叔叫来。王叔本不想多嘴，但赵建国问得细，掏本子记，烟也递得勤，他就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倒了。赵建国听完，眼镜片后的眼睛放光：“王大哥，能带我去看看吗？就在外头，不进去。”
王叔犹豫半天，还是领他去了。
站到老槐树下，赵建国仰头打量。荒草，破窗，墙根的青苔。他掏出个海鸥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几张，又在笔记本上刷刷画图。
“这房哪年建的？”
“六几年吧，原先是大-队-部。”
“老陈死后，有人进去过没？”
“没。谁敢？都怕沾上不干净。”
赵建国绕着屋子转，在储藏室那个高的小破窗前停下，踮脚往里瞅，黑咕隆咚。“小梅当年就关这儿？”
王叔“嗯”了一声，摸出烟卷点上一根。
“听说……夜里电话会响？”
“天天响，十二点整，一分钟。全村都听见过，没人敢接。”王叔吐了口烟，“邪乎得很。”
赵建国合上本子，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我今晚想在这儿守着，听听。”
王叔差点让烟呛着：“不行！万万使不得！要出事的！”
赵建国只是笑：“王大哥，没事，我胆子大，就想亲耳验证下。”
劝不动。王叔最后跺跺脚：“那你……自己当心。听见啥不对，赶紧跑。”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村里人都当新鲜事看。有人说这文化人胆子忒肥，有人说等着瞧好吧。王叔一晚上心神不宁，扒在自家门框上，望着东头那片被老槐树盖住的浓黑。
赵建国真去了。背着那个绿书包，在留守屋门口的石阶坐下。掏出手电筒，一个砖头似的录音机，装上两节大号电池。按下录音键，小红灯一闪一闪。他点了根烟，盯着手腕上的表。
夜越深，村里越静。月光稀薄，老槐树的影子泼在地上，像摊开的不透光的墨。风从河滩那边吹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刮得破窗户上的塑料袋“哗啦哗啦”响，跟哭似的。
赵建国吸了口烟，稳住神。快十二点了。
手表指针“咔哒”一声，重合。
“叮铃铃——叮铃铃——”
刺耳的铃声猛地从屋里炸出来，穿透破门烂窗，直直扎进耳朵里。赵建国手一抖，烟灰掉在裤子上。他赶紧把录音机往门缝方向凑近点。
铃声规律地响着，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瘆人，一声声敲在人心上。他竖起耳朵，除了铃声，好像……屋里还有极细微的、窸窸窣窣的动静，像衣服摩擦？
整整一分钟，铃声“嘎”地断了。
紧接着，一阵细微的、拉风箱似的喘气声，从听筒位置隐约传出来。“嗬……嗬……”声音很弱，但清晰得可怕，像个憋坏了的孩子在拼命吸气，又透着一股子冰冷的绝望。
赵建国后脖颈的汗毛“唰”地立了起来，猛地拧亮手电，光柱像把刀子，射向黑黢黢的门缝。啥也没有，只有飞舞的灰尘。
那喘气声持续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仿佛就隔着一层薄薄的门板，对着他耳朵吹气。
然后，“咔哒”一声轻响，像电话听筒被拿了起来。喘气声停了，换成“滋滋啦啦”的电流杂音，时大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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