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夏天，河沿村的午后像是被架在土窑里烧红了的砖，透着一股子令人窒息的焦枯味。我蹲在自家那堵裂了缝的土墙根下，手里死死攥着一张揉得发皱的招工传单。传单上写着：南方电子厂，月薪六百，包吃住。六百块，在那时候的河沿村，顶得上家里三亩玉米地半年的收成。我十七岁，骨架子还没完全撑开，但那股想逃离这片黄土地的火苗，已经在嗓子眼儿里窜了几个月了。可我知道，我走不了。
屋里传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像是破风箱在没命地拉动，每一下都撞在人的心尖上。那是妈。她的肺病是经年的老毛病，入夏后反而重了，因为没钱买那种带铝箔包装的进口药，只能吃镇卫生院开的散装药片，吃得整个人浮肿得像个发面的馒头，皮肤透着一种病态的青白。
“成子，给我倒口热水……”妈的声音细得像根随时会断的线。
我还没起身，爹就从后院进来了。他叫周成，是个地道的庄稼汉，一辈子弯着腰在土里刨食，腰脊梁早早地拱成了一座小山。他身上总带着一股子洗不净的泥腥味和旱烟味。爹没说话，拎起暖水瓶倒了半碗水，试了试温，才端进里屋。我隔着门缝看见他扶起妈，动作笨拙得厉害，妈喝了口水，又开始咳，咳出一口浓痰，爹自然而然地伸手接住，转身抹在床底下的痰盂里。
“娃的学费，还有欠王医生的那两百块，咋办？”妈喘匀了气，眼巴巴地看着爹。
爹沉默着，像截枯木头。过了许久，他才憋出一句：“我想办法。”
我知道爹口中的“办法”是什么，无非是去村头的李老板家磨磨嘴皮子，看能不能在砖厂多排几个夜班。李老板是河沿村最有头脸的人物，那是真阔气，开着全村唯一的一辆桑塔纳，腰里别着传呼机，走起路来皮鞋嘎吱响。李老板在村南头开了个大砖厂，村里一半的壮劳力都在他手底下讨生活。但我总觉得李老板那双细长的眼睛里藏着刀子，看人的时候，像是在估量一头牲口值多少肉钱。
接下来的几天，爹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不再去地里，也不去砖厂搬砖了，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更半夜才回来。每次回来，他都蹲在院子里的石磨旁抽旱烟，火星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布满褶皱、像被犁沟深翻过的脸。
村里开始起风言风语。我出门挑水时，路过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总能听见树底下的婆娘们交头接耳。
“听说了吗？李老板家的小儿子闯大祸了。” “啥祸？那小祖宗不是天天在镇上喝酒闹事吗？” “这次不同，听说在镇上的歌舞厅，酒后跟人争风吃醋，把人给捅了，送医院还没到地儿就没气了。” “哟，那得判死刑吧？” “切，有钱能使鬼推磨。李老板正满村找‘顶名’的呢。说是谁愿意替他儿子进去蹲几年，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顶名”。这两个字像一根冰凉的小蛇，顺着我的脊梁骨爬了上来。河沿村以前也有过这种事，那是穷疯了的人才干的营生。说是去坐牢，其实是卖命。谁进去，谁出来，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高墙，还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命数。
那天晚上，爹回来得很早。他带回来两斤猪头肉，还有一瓶红星二锅头。妈看着桌上的菜，眼里没喜色，全是惊恐。小弟正在灯下写作业，闻到肉味直流哈水，爹破天荒地拍了拍小弟的头，说：“吃吧，多吃点，以后好好念书，走出这村子，别回头。”
酒过三巡，爹的脸红得吓人。他看着我，眼神有些涣散，又像是透过我在看某种不可名状的深渊。
“娃，你不是想去南方吗？”爹的声音沙哑。
我捏着筷子，手心出汗：“爹，我不去了，我留在家里帮你干活。”
爹苦笑了一声，摇摇头：“这地，干不出头。你妈的病等不得，你弟的学费等不得。咱家这日子，就像陷在烂泥潭里的车轱辘，没个外力拽一把，全家都得烂在里头。”
妈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地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周成，你跟李老板谈好了？”
爹没接话，自顾自地抿了一口烈酒，辣得他直咧嘴。
“那是三年。”妈压着嗓子哭，怕惊动了隔壁的小弟，“那是牢房啊！你这身子骨，进去了还能全乎着出来吗？”
“三年，换两万块钱。”爹伸出两个指头，在灯光下颤巍晃着，“两万！妈的病能治了，娃能去打工了，二小能供到大学了。我这条命，值几个两万？”
“可那是杀人的罪名啊！”妈扑过去抓着爹的衣领，“那是顶别人的名！你进去了，你就不是周成了，你是杀人犯！”
爹猛地推开妈，动静很大，但他随即又颓然地坐下，双手掩面。灯影里，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个扭曲的怪物。
“有些事，不是对错，是活不活。”爹闷声说道。
那天晚上，我整夜没睡。我听见隔壁屋里妈压抑的哭声，还有爹重重的叹息。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感觉那黑夜像是一个巨大的口袋，正慢慢地、一点点地把我们家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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