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狗连着叫了三天，那声音不像是咬贼，倒像是被什么东西踩住了尾巴，一声比一生尖，听得人心里发毛。
“老二，把大门门闩插死，今晚谁叫门也别开。”
我爹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手里的旱烟袋吧嗒吧嗒抽得极响，烟雾把他的脸熏得一片漆黑，看不清表情。我当时十七岁，正坐在门槛上拿柴刀劈篾条，听我爹这语气不对，忍不住问了一句：“爹，出啥事了？村长家今晚不是办酒席吗？”
“办个屁！少打听，回屋睡觉去！”我爹猛地一拍桌子，那双满是老茧的手竟然在微微发抖。
那是1987年的夏天，湘北的热气像一锅黏稠的粥，糊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老鹰坝村依着大水库，按理说该是个凉快地方，可那几天的风吹过来，全是一股子死鱼死虾的腥臭味。
事情是从周小安死的那天开始彻底变味的。
周小安死得太惨了。那孩子才十二岁，瘦得跟个干柴棒一样，平时穿一件肩膀头子全补丁的破背心，天天在村头放牛。他爹早几年在水库里炸鱼被炸死了，他妈受了刺激，变成了疯子，整天披头散发地在村里乱晃，见人就傻笑。
那天下午，村长孙子孙耀祖带着几个皮孩子去水库游野泳。老鹰坝水库深得很，底下全是水草和漩涡，大人都不敢轻易往深处去。周小安那天刚好在水库边的草滩上赶牛，不知道怎么的，就跟那帮孩子凑到了一起。
等到了傍晚，大队部的喇叭突然拼了命地喊起来，说水库淹死人了。
我跟着我爹跑到水库边上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周小安的尸体就躺在泥滩上，肚子鼓得像个皮球，脸色青白，嘴唇上一层白沫子。他那个疯娘正跪在泥地里，把头埋在周小安怀里，发出一种不像人叫的哭声，呜呜的，像夜里的老猫。
孙满仓——也就是我们村长，当时就站在离尸体三步远的地方。他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白的确良衬衫，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捏着个手电筒，脸色阴沉得吓人。
“都围在这看什么看？不用上工了？散了散了！”孙满仓扯着嗓子喊，声音在水面上激起一阵回回音。
在老鹰坝，孙满仓就是天。他当了二十年村长，派出所所长是他拜把子的兄弟，公社里也有他的人。村里谁家想盖房、谁家想分块好地，甚至谁家孩子能不能去镇上念初中，全凭他一句话。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村里，没有我摆不平的事。”
可那天晚上，我分明看到孙满仓的眼角在不停地抽搐。
回家的路上，我跟在我爹后面。我哥刘老大当时跟村长家的关系走得近，他压低声音对我爹说：“爹，我听说……小安不是自己掉下去的。”
我爹脚步一停，猛地回头，那眼神凶得像要吃人：“闭嘴！你看见了？”
“我……我听隔壁王大门家的二小子说的，他今天下午也在水库。说是孙耀祖跟周小安抢一根捞鱼的抄网，孙耀祖在后面推了一把，直接把周小安推进了深水区。周小安不会游泳，在水里扑腾了好久，孙耀祖吓着了，不让别的孩子喊人，等人在底下不动弹了，他们才跑回来……”
“畜生！”我爹低声骂了一句，不知道是骂孙耀祖，还是骂这个老天爷。
“那村长知道这事了？”我试探着问。
“能不知道吗？孙耀祖是孙满仓的命根子，今年刚考上县重点初中，要是背了人命，这辈子就毁了。”我哥叹了口气，“看着吧，这事消停不了。”
果不其然，当天夜里两点多，我家的大门被敲响了。
那敲门声很轻，三下，停一下，又三下。在寂静的夜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指甲盖抠门板。我爹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就去开门。我贼头贼脑地跟在后面，顺着门缝往外看。
门外站着的是村里的会计赵德全，手里提着个马灯。他身后还跟着二狗的爹，马老六。马老六低着头，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老刘，村长叫你去大队部开会，赶紧的。”赵德全声音压得很低，嗓子眼里像塞了沙子。
我爹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呵斥：“回屋去，把门锁好！”
那一晚，全村管事的、或者家里孩子参与了那天游泳的男人们，全被叫到了大队部。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大水库方向，隐隐约约总能听到那个疯女人在哭。那哭声穿透力极强，顺着水面飘过来，直往人耳朵眼里钻。
天快亮的时候，我爹才回来。他一进屋，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我妈赶紧给他端了一碗凉开水，问：“满仓咋说的？是不是要报官？”
我爹连喝了三口水，才把空碗重重地砸在桌上，咬着牙说：“报个屁官。满仓说了，周小安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跟耀祖没关系，跟其他孩子也没关系。”
“那……那二狗呢？”我哥凑过来问。
我爹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疲惫：“二狗认了。满仓答应马老六，只要二狗把这事扛下来，说下午是他跟周小安打架，不小心把人挤下去的，村长就给马老六家批两亩水浇地，再给五百块钱现金，过几年还把二狗安排到镇上的粮管所当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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