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是1990年，夏天热得像个蒸笼。
我们这个村子在江南，叫靠水村。村子其实屁大点地方，走两步就能从村头看到村尾，可里面的舌头要是接起来，能绕县城三圈。村里人的嘴太碎了，真的，我活了这么多年，就没见过比那帮人更能编瞎话的。谁家媳妇跟公公多说了两个字，谁家男人大半夜光着膀子从外面回来，或者是哪家的大姑娘肚子莫名其妙鼓起来了，这些事根本用不了一天，吃顿午饭的工夫，全村连狗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柳秀兰就是被这堆舌头给活活勒死的。
我当时二十岁，刚在镇上的砖窑厂里打零工，每天累得跟死狗一样，晚上回来只想倒头大睡。可柳秀兰就住在我家斜对门。她那年二十八，长得真是好看，皮肤白得像刚出锅的豆腐，跟村里那些成天在地里晒得黑不溜秋的妇人完全不一样。她男人前年跑船，在江里翻了船，连块骨头都没捞上来。从那以后，村里人私底下都管她叫“活寡妇”。
活寡妇日子不好过。柳秀兰平时不出重体力活，就靠在屋里给人缝缝补补、改改衣裳赚点零碎钱。她手巧，做出来的活儿细致，可这恰恰成了她的罪。
“老子看她那屋就不是个正经地方。”
这话是村东头的王桂香说的。王桂香当年快五十了，整天一张马脸拉得老长，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搬弄是非。她天天搬个小马扎坐在村口的歪脖子树下纳鞋底，那双吊梢眼就跟贼一样，盯着每一个往柳秀兰家走的人。
村里的男人确实总往柳秀兰那儿跑。有人说修裤腿，有人说改棉袄，还有些游手好闲的，故意兜里揣两个鸡蛋送过去，说是找柳秀兰补个袜子。柳秀兰开门做生意，能不接吗？她总不能把送上门的钱往外推。可只要有男人进了那扇门，王桂香的嘴就开始动了。
那针线在鞋底上狠狠一拽，发出刺耳的“哧啦”声，王桂香就啐一口唾沫：“瞧瞧，又进去一个。那狐狸精长了一张勾引人的脸，克死了自家男人，现在指不定怎么在屋里快活呢。”
周围围着的一群老娘们就跟着嘿嘿瞎笑，眼神一个比一个下流。
时间久了，那些闲话传得越来越下作。最恶毒的一次，是我下工回来，亲眼看见柳秀兰的小叔子家那个七八岁的娃在路边玩。王桂香招手把孩子叫过去，一边摸着人家的头，一边故意扯着嗓子对旁边人说：“娃啊，回去告诉你爹，晚上少往你兰婶子家走。你兰婶子那屋啊，晚上门都不关，是个男人都能进去睡一晚。”
当时柳秀兰刚巧从井边挑水回来，听得清清楚楚。她整个人都抖了一下，水桶里的水晃出来，泼湿了她的布鞋。她站在那儿，脸色惨白，眼眶通红，咬着嘴唇说：“王大娘，你积点德吧，我到底怎么着你了，你要这么作践我？”
王桂香翻了个白眼，皮笑肉不笑地把鞋底一拍：“哟，秀兰啊，老婆子我说什么了？我这不是心疼孩子嘛。你要是没做，你急什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要是个本分的，村里老爷们怎么不往俺家跑，偏偏往你屋里钻？”
周围几个长舌妇也跟着阴阳怪气地附和。柳秀兰一个寡妇，哪里吵得过这帮老手，眼泪扑簌簌地下落，只能低着头挑着水快步往回走。
后来越传越离谱，甚至有人说，柳秀兰在屋里不光陪男人睡觉，还靠这个换粮票、换白面。
这话一出来，村里那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就彻底按捺不住了。到了大半夜，经常能听到我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我大着胆子趴在窗户缝里看，就能看见两个黑影猫着腰，摸到柳秀兰的门前。
“咚！咚！咚！”
沉闷的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那些小流氓一边砸一边在外面压着嗓子笑：“秀兰姐，开门啊，哥几个给你送粮票来了。那李老三能进，哥几个怎么就进不得？”
柳秀兰在里面死死顶着门，一句话也不敢说，灯也不敢开。等那些人闹够了、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总能看见柳秀兰家的窗户缝里、门缝里塞着纸条。有一回我走得近，搂了一眼掉在地上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多少钱一晚？李老三给得起，老子给双倍。”
柳秀兰最开始还挨家挨户去解释，说她只是帮人缝衣服，真的什么都没干。可这村里的人啊，心是脏的，看什么都是脏的。你越解释，他们笑得越欢，觉得你是做贼心虚。到了后来，柳秀兰不解释了，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除了去井边打水，几乎连门都不出。那台老式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经常从早响到晚，像是在跟这个村子赌气一样。
真正的大祸，发生在一个夏天的暴雨夜。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七月大暑过后的一个晚上。天黑得像墨汁一样，外面的雨下得跟盆泼似的，雷声一个接一个，震得屋顶的瓦片都晃。
那天晚上，村支书在村长家里喝酒，喝到了大半夜。村支书那个人，平时在村里作威作福惯了，一双眼睛看女人总是不老实。他借着酒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可不知道怎么的，就走到了柳秀兰家那条巷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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