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可立代表河南士绅的屈服，朱由检着实沉默了许久，才对这位老臣说道:“如果是去年那些学生们没有下去前，他们有这个态度，朕自然会乐于接受。
但是到了现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所带回来的调查报告，已经让整个京城的舆论沸腾了起来，就算是朕也不能轻易的，把这股对河南劣绅抨击的风『潮』给压制下去。
否则，民间的舆论和河南百姓的怨恨，岂不是要转向朝廷，转向朕？朕又何苦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
对于崇祯所说的推脱之词，袁可立虽然心中半信半疑，但是口中倒是不管不顾的说道:“陛下乃是大明之主，只要陛下下了这道命令，天下百姓又有谁敢怨恨陛下呢？河南士绅同样是陛下的子民，还请陛下怜惜之。”
房间内再次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看着今日豁出去同皇帝对峙的袁可立，站在皇帝身边的王承恩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
不过崇祯并没有如他所猜测的，在袁可立的执着刺激下勃然大怒。沉思了许久之后，朱由检才再次开口说道:“河南劣绅所干的大多数事迹，其实都可算是民事纠纷。只不过这些士绅仗着自己在当地的权势，使得受害百姓无法获取一个公道而已。
这些事情也不单单在河南发生，在大明各地同样也时有发生，不过是程度轻重，事件多寡而已。发生这样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大明素有皇权不下乡之说，除了征税和征发徭役，还有大明律规定的各项内容之外，地方官员对于百姓之间的纠纷，只要不出人命就不会『插』手。
而百姓之间的大多数纠纷，通常不是由乡老里长主持调解，便是由地方士绅进行评判对错。就比如佛山士绅组建的嘉会堂，管理着地方上的大部分事务，即便是当地的南海县也要尊重这些士绅作出的公论。
当然朕并不是说地方士绅管理地方事务，便是想要欺压乡邻，巧取豪夺百姓的田产、子女。但是，除了佛山嘉会堂主持地方事务尚有些成绩之外，大多数的地方士绅都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土皇帝。
他们对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的百姓，除了不能明目张胆的取人『性』命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一个县有多少名士绅，便有多少独立王国。
以往朝廷威严尚在时，这些士绅还知道收敛一些行迹。但是大明现在内忧外困，这些士绅在地方上的行为就更缺乏监管了。
以现在这种情况，想要以中枢的权力去压制地方劣绅的恶行，无疑是要投入大量的资源的，朝廷暂时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挑出几个重点地区杀一儆百，朝廷还是能够做到的。
原本朕是希望能够借河南之事，清理士绅中的败类，以震慑天下不法之徒。免得有人趁着大明内忧外患之际，生出什么不应该有的想法。”
虽然崇祯说话的语气格外生硬，但袁可立的面『色』却始终如常，安静的听着崇祯的看法。对于今日他求见皇帝，替河南士绅出头求情，他其实并不是没有底气的。
正如崇祯所言，今日大明所面临的局势实在是危如累卵，稍有不慎便是天地翻覆的危机。民间从万历朝时就有谣言流传，说大明亡国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甚至有不少士大夫都对此深信不疑。
袁可立自己是支持变革的，他同样认为大明朝如果再不进行制度改革，恐怕就真的要积重难返了。但是他反对崇祯现在推行的改革政策，他认为这实在是过于激进了。
大明现在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只剩下一口气吊着命的病人，但是崇祯和黄立极开出的不是固本培元之方，反倒是一剂虎狼之『药』。
在袁可立看来，要是不改革大明大约还能撑上几十年，但是这一改革，就『逼』得天下士绅都站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地方上失去了这些士绅的镇压，还不要『乱』成一团吗。
更何况，崇祯所依靠的，推行改革的大臣们，除了徐光启这些技术官僚之外，便是黄立极、吴淳夫这些前阉党成员。看到这些人主持改革大局，袁可立便对改革的成果有些悲观。
比起大多数士大夫来，袁可立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很清楚大明的统治，实际上便是皇帝同官员士绅坐在同一条船上。
没有了皇帝的命令，官员和士绅就失去了管理本地百姓的名义和正统『性』。而没有了官员和士绅的支持，光凭一个光杆皇帝是无法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
不论是崇祯也好，还是地方士绅也好，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才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而混『乱』和无序的社会，不但削弱了中央对于地方的影响力，还会让大多数人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甚至变得一贫如洗，也不足为奇。
所以，维护河南士绅的利益和维护朝廷的利益，实质上是一体两面。袁可立思考了许久，依然还是认定，只要崇祯没有精神上的问题，就不会对河南士绅干净杀绝。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把河南士绅都清理干净了，难道朝廷不照样要扶植一批新士绅出来么，否则谁在地方上替朝廷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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