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句，站在风口上的猪记得背好降落伞。”李和待台下掌声落下，继续道，“商界变幻莫测，今天你身家千亿，明天便分文不值。在1992年财富五百强名单里，有多少1982年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已经榜上无名了？答案是50％。我们这些公司十年以内我们未必在，可能三年就不在了。企业越大越难做，所有的企业，小企业最好做，做大了都难做。我就距离说最近十年破产的五百强企业，比如美国十大富豪之一王安博士创建的王安电脑公司在去年才申请破产，这才是多久的事情？也就是去年。这些企业的做法就是好比无意间吃了一只蟑螂，因为怕蟑螂不会死，然后就自己吃了一点蟑螂药……”
台下的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但是最后一句话又把他们逗笑了，诙谐幽默的语言，却蕴含着高深莫测的哲理，还没有经历过互联网时代的他们，是多么的单纯，对这些话语都拥有完全彻底的新鲜感。
“.....”
“大家觉得好象我们短短的十几年内把企业做成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市值，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下一辈子还做企业，我一定不会做成这个样子，一定不会做成这样的规模，一定不会做成这样的影响力，这也是实话。”
这次没有笑声，没有掌声。
大家看着他，那幅表情俨然是对李和说，请继续你的表演!
你是土豪，你尽管矫情吧！
吃到了葡萄还说葡萄酸！
不能带这样调戏人的！
“但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中国又需要一批企业去敢于在世界市场上去竞争。毋庸讳言，我们曾经在历史阴影下生活，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民族产业受到欧美工业国家的压抑，在欧美工业化初期的殖民地时代，船坚炮利下的工业品输入，是国人难以忘记的奇耻大辱。”
对这个民族来说，也许最大的发奋图强的动力不是来自和一些国家的比学赶超，而更多的是历史的耻辱给了我们如此大的动力和奋斗的源泉！
台下的许多人深有感触。记忆被摧抑成长期潜藏的愤怒，遇火星即燃。中国人是记仇的。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很曲折，洋务运动到清朝末年出现民族工业的萌芽、一战期间的民族工业黄金时代、一战后至新中国建立前民族工业的凋谢、萎缩。尽管张骞先生，汤震先生等人都非常努力，号召实业救国，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但是我们这些后人现在后来的总结就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存下来都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包先生，邵先生、何先生，是我们这里最值得尊敬的长者，他们的亲身经历应该比我们这些通过书了解历史的人更有感触，国破家园哪里还能在？”
“鸦片战争以后，既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一直与国际接轨的，开放的一塌糊涂，首都都给开放了，鸦片都开放了，关税那时候也开放，本人包括眼前的许多人都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需要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的，适合改革开放的环境是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生产基地的时候。所谓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所造成的结果改变了不少。所以说，从历史的大格局来看，1949年之后中国只是暂时关闭，我们需要自强，洋货的名字是不是需要改改？门户大开，开放是为啥？是为了交易。交易的前提是啥，政经上说是要有了剩余的物资之后，大家才有交易的欲望。回头再看当年的中国，自己尚且吃不饱呢，自己生产的东西连内需都满足不了，又拿啥去做大规模的交易。所以结论就是，建国初，内外部因素决定中国没有条件搞开放，不开放，非不愿，实不能，没有防守能力又能怎么办呢？那么即使真的开放了，在冷战时期，马歇尔主义大家都不陌生，在那个年代如果哪个人被戴上共产主义的帽子，在西方世界那就别想再混了？”李和说的很沉重。
台下的许多人在沉默。
李和的话，让他们感觉又是一种看待历史的思路。
永远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国弱华人能算人吗？李光耀先生，一国之首，他出国人家都说他是中国人？他也被看不起。一个chinese，翻译成华侨、华裔、中国人，就这么个意思没再有第二个英语单词能取代。”李和继续道，“我读过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叫《白种人，上帝的骄傲》。我至今能背下那段话: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地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小西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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