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韩秀峰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正打算亲自率兵赴天津，结果被一件突如其来的糟心事给缠住了，只能让永祥和王河东先率兵过去。
而现在却因为在“战”与“和”这件事上，皇上和郑亲王、怡亲王等王公大臣举棋不定，他又被肃顺奏请留在京里听用，想去也去不成，只能让王千里赶紧赴天津。
肃顺自奉旨监斩了柏葰之后，官威比之前更大，各部院郎中主事见着他像是见着鬼似的，连彭蕴章、贾桢和周祖培见着他都绕着走，在朝堂上一样不敢跟他半个不字。
他圣眷恩隆，说啥皇上听啥。
他天不怕地不怕，但韩秀峰怕，所以不敢跟他走太近，没再跟之前一般去集贤院，而是直奔内务府大臣文丰帮着安排的这间公房。
公房不大，院子也很小，不过胜在离勤政殿近，并且一般的外臣进不来，要比紧挨着大宫门的六部值房清静。
刚托一个侍卫去跟大头说一声，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在这儿办公，皇上要是传召就让大头来这儿传宣，内务府大臣文丰竟摇着扇子迈着四平八稳的官步来了。
韩秀峰不敢怠慢，急忙合上公文起身相迎。
文丰虽从未发表过什么政见，但身为管理圆明园事务的内务府大臣，对朝堂尤其宫闱中的事洞若观火，早就瞧出韩秀峰这个名义上的下属不简单，谦让了一番坐下来关切地问：“韩老弟，你我虽相交不久，但老弟的为人我还是知道一些的，平日里谨小慎微，从不轻易得罪人，更不会得罪那个徐浩然，他为何一补上御史就跟疯狗似的咬着你不放？”
提起这件糟心事，韩秀峰不晓得有多郁闷，一边帮文丰沏茶，一边苦笑道：“说起来大人一定不会相信，我韩秀峰不但没得罪过他，还救过他的命。”
“救过他的命，此话怎讲？”
“这事说来话长，要不是南苑郎中王千里提醒，我都不记得这件事，甚至都想不起有他这么个人。”
韩秀峰敬上茶，坐到文丰对面无奈地解释道：“都说‘做官难，难做官，想做清官是更加难，一件官衣度日艰，两袖清风熬饥寒’，刚补上御史就上书弹劾我的那个徐浩然，就是居无一宅、食无半亩，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官。他租不起房，就在紧挨着南苑不远的一棵槐树下，用篱笆搭了个窝棚，并且一住就是四年。”
“住那么远，那他每天怎么去衙门点卯？”
“走着去呗，大半夜就起身，连灯笼都舍不得打，就这么摸黑跌跌撞撞地进城。今年正月初六，我和王千里起早进城赴宴，见一个人走着走着竟昏倒在路边。想着天那么冷，风那么大，要是不闻不问真会冻死，就这么下车将他扶起，见他穿的竟是官服，只是破破烂烂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不等韩秀峰说完，文丰就追问道：“你想着同朝为官，于心不忍，就把他救过来了？”
“其实也谈不上救，他是饿晕冻晕的，车里比外头暖和，就着热茶给他喂了几口点心，他就这么缓过来了。捎他进城当值的这一路上聊了聊，才晓得他居然是个翰林官。想着大过年的，能遇上是缘分，就心血来潮赠了他二十两银子。”
“后来呢？”
“听王千里说他后来去过一次南苑，那会儿我正好去天津办差了，守门的门军也不晓得是不是见他穷的叮当响没给门包，不但没让他进，甚至没帮他通报。直到前几天他上书谏言，朝廷正值多事之秋，不宜大兴土木疏浚南苑河道海子，弹劾我以疏浚南苑河道海子为名中饱私囊，弹劾我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所举官员于例不合，才想起有他这么个人。”
文丰没想到竟有这内情，禁不住叹道：“古人诚不欺我，还真是升米恩，斗米仇！”
“不说也罢，说了生气。”
“韩老弟，我晓得你懒得跟他这样的疯狗计较，可他揪着你不放！”
“他弹劾我的折子已经上了，而且连上两道，事已至此，就算他揪着不放我还能拿他怎样，总不能去找他吧。”
“找他自然不行，要是传出去那又成仗势欺人了。”文丰放下茶杯，想想又问道：“韩老弟，这两天你有没有托人去问问，他为何要揪着你不放？”
“实不相瞒，我没托人去问，不过有朋友帮着去打听过。”
“你那位朋友有没有打听到什么？”
韩秀峰苦笑道：“说出来大人一定会觉得好笑，他之所以弹劾我，一是因为新官上任总得闹出点动静，毕竟对他们这些御史言官而言，得罪人不怕，怕的是没名声；二是他穷困潦倒这些年，不赶席、不宴客，跟翰林院的同僚都不怎么走动，在京里几乎没朋友，我韩秀峰很可能是他这些年所见过的最大的官，他不弹劾我弹劾谁？”
“见过你，认得你，就弹劾你，这是什么道理！”文丰被搞得哭笑不得。
“他倒是想弹劾别人，可他不熟悉！就算风闻奏事，总得有风可捕、有影可捉！相比之下，弹劾我则容易多了，他不光晓得我在南苑疏浚河道海子，还晓得南苑郎中王千里曾是我的旧部，甚至晓得南苑苑丞丁柱不但跟我是同乡，也是我韩秀峰的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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