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记得很清楚，那是二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樱花正开得不管不顾，她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捏着户口本，指节都泛了白。陈屿就站在她身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笑得有些拘谨，像是也没太想明白自己怎么就站在了这里。
“想好了？”登记处的阿姨例行公事地问。
苏晚点了点头，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想好了。”
真的想好了吗？后来的很多年里，苏晚反复回想那一刻的自己，想从记忆里找到哪怕一丝犹豫的痕迹，好用来宽慰后来的自己——你看，你当时也不是完全无知的，你也是有过迟疑的。可她找不到。二十二岁的苏晚是那样急切地想要抓住什么，像溺水的人看见任何漂浮物都不肯松手。
那个“什么”，就是陈屿。
认识陈屿的时候，苏晚刚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职场风波。说不大，是因为放在漫长的人生里实在算不得什么；说不小，是因为对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来说，天真的塌了。她被公司辞退，理由冠冕堂皇，可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那个油腻的部门主管暗示了不该暗示的事情，而她拒绝了。
回到出租屋的那天晚上，苏晚对着手机通讯录翻了三遍，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父母在她十九岁那年离了婚，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她成了两个新家庭之间的多余人，逢年过节去谁家都像做客。母亲会在饭桌上客气地说“多吃点”，像招待一个远房亲戚；父亲会在送她出门时塞几百块钱，说“有事给我打电话”，可他们都知道，那个电话她不会打。
就这样，苏晚养成了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肚子里咽。好的坏的，甜的苦的，统统咽下去，消化不了的，就在深夜里翻涌上来，变成无声的眼泪，浸湿枕头。
陈屿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是苏晚大学时同系的学长，比她高三届，读书时不过点头之交。那天苏晚在朋友圈发了一句“失业了，求安慰”，本是随手一发的牢骚，陈屿却私信了她。他说自己公司正在招人，问她要不要试试。他说好久没见了，要不要出来吃个饭。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大学时候你在辩论赛上把对方辩手说得哑口无言，特别飒。
苏晚发现自己不记得那场辩论赛了，可她记得陈屿。大学时他算是风云人物，学生会副主席，总穿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在食堂里端着餐盘走过来走过去，身边永远围着一群人。苏晚远远地看过他几眼，觉得这人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那个世界有光，而她的世界当时正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陈屿约她吃饭那天，特意选了一家日料店，环境安静，灯光柔和，他坐在对面，温和地问她最近怎么样。苏晚本来准备好了一套说辞，笑着说“还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不知怎么回事，嘴一张，眼泪就掉下来了。啪嗒啪嗒的，掉在味噌汤里，掉在手背上，怎么都止不住。
她慌慌张张地找纸巾，陈屿已经递过来了。他没有说“别哭了”，也没有说“没事的”，他只是安静地等她哭完，然后把菜单推过来，说：“这家店的烤鳗鱼不错，你尝尝。”
苏晚后来想，可能就是那一刻，她动了心。不是因为陈屿有多好，而是因为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他恰好坐在对面，恰好递过来一张纸巾，恰好没有说那些廉价的安慰话。换任何一个人，做同样的事，她大概也会动心。
那时候的她太渴了，像一棵快要枯死的植物，谁来浇水她都以为是救赎。
恋爱谈得很快。陈屿是个好恋人，这一点苏晚从来不否认。他会记得她爱喝的奶茶口味，会在加班后绕路去买她想吃的糖炒栗子，会在吵架后先低头认错。他温和、体贴、有耐心，和她见过的那些咋咋呼呼的男生都不一样。
但也有一些事情，苏晚后来才觉得不太对劲。比如他从来不主动带她见自己的朋友，比如他接电话时偶尔会走到阳台上关上门，比如她问他以前的感情经历时，他总是含糊地说“都过去了”，然后就转移话题。
可是二十二岁的苏晚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些。她沉浸在一种近乎疯狂的幸福感里，觉得命运终于对她公平了一回。她甚至开始感谢那场失业，觉得那是为了让她遇见陈屿而安排的铺垫。她把陈屿的照片设成手机屏保，每天对着他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恋爱三个月后，陈屿求婚了。
不是单膝跪地的那种求婚，也不是什么浪漫的仪式。那天他们窝在苏晚的出租屋里看电影，是个爱情片，男主在片尾对女主说“嫁给我吧”，陈屿突然转过头来，很认真地看着她说：“我们也结婚吧。”
语气平常得像在说“我们明天去吃火锅吧”。
苏晚愣了几秒钟，心脏砰砰地跳，然后她说：“好。”
后来她知道，那个“好”字，是她这辈子说得最轻率也最沉重的一个字。
婚礼办得很仓促，仓促到有些亲戚都没来得及通知。苏晚的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想清楚就行”。父亲更直接，问她是不是怀孕了，苏晚说没有，父亲“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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