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可能是想着去偷点东西吧，但后来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俩就撕扯在一起了。”
“结果动静太大，把人家屋子里的被子垛都给弄倒了。最后我那侄子一看情况不妙，吓得撒腿就跑啦！”
听完黄倍起这番话，我一下子愣住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过了一会儿，我只能毫无表情地干笑两声。
而黄倍起见状，则跟着嘿嘿笑了两声，随后便转身离去了。然而，或许他根本不知道，其实那位姑娘这次来，是打算跟我处对象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黄倍起则是出尽了洋相，大家赐予他一个独特的绰号——“小爬虫”。每当有人提起这个名字时，社员们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当年还是个孩子的我而言，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运动当中，但却也算是一个亲身经历与见证者。那时大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我眼中往往只是一场场热闹非凡的表演。
在那段时间里，村里较为活跃的人物要数温世义和大队会计黄倍起等人了。温世义主要负责管理小队方面的事务；而黄会计他们呢，则组织并成立了所谓的自强大队文革小组。
这个小组可不得了，竟然一举夺取了大队书记以及大队长手中的权力，并对他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美其名曰“革命行动”。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停产闹革命”。
自强大队原来的书记叫邵禄，有一次他来我们一小队开会，讲了半宿解放东北的战事，其中提到了国民党上将卫立煌。他的口才挺好，再加上嗓门高亢，听的人们鸦雀无声。我对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觉得这个人“有两把刷子”。
但是时过境迁，一场针对邵禄的批斗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下拉开了帷幕，主持这场会议的人正是黄倍起。只见他昂首挺胸地走上讲台，目光锐利如鹰隼般扫视着台下的众人，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表讲话。
他慷慨激昂地历数着邵禄的种种“罪行”，每一句话都如同利剑一般刺向邵禄的心窝。当黄倍起念完那篇精心准备的批判稿后，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寂，紧接着便是群众们此起彼伏的发言声。
有的人大声呼喊着口号，声音震耳欲聋；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指责邵禄的过错，言辞犀利；更有甚者直接破口大骂，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愤怒和不满都宣泄出来。然而，面对这汹涌澎湃的声浪，邵禄却始终低垂着头，宛如一尊沉默的雕塑，一言不发。
而此时，大队长甄玉清则因为刚刚上任不久，且平日里为人处世十分低调，所以并没有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大家只是象征性地让他站在台下，充当一个陪衬的角色而已。
毕竟，在这动荡不安的政治风云中，局势变化之快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将会如何。
黄倍起这伙人作鸟兽散后，邵禄终于反过来收拾他们了。在五队的西厢房，邵禄亲自上阵，他让黄倍起在地上爬来爬去，就像狗那个样子。
我们半大孩子趴在窗户上往里看，那窗户钉着木头板条，其间的缝隙很大。我看见每一次邵禄用手指戳向黄的肋巴时，黄都会惊恐地发出“妈呀”的叫声。那尖锐的声音仿佛能穿透人的耳膜，让人不禁心头一颤。
而每当听到这声惊叫，我的心脏也会不由自主地猛地咯噔一下。就这样，邵禄不停地戳着黄，而黄则一次次地发出令人揪心的呼喊。
等到邵禄终于觉得戳够了的时候，他才缓缓收手，然后慢悠悠地回到那张破旧的木凳子上坐下来。
此时，他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既有着一种扭曲的满足感，似乎从折磨黄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变态的快感；同时又流露出一丝轻蔑和嘲弄的神色，仿佛眼前的黄不过是一只可以随意摆弄的可怜虫。
紧接着，邵禄突然恶狠狠地骂道：“他妈的，你就是个小爬虫！彻头彻尾的小爬虫！就凭你这样的货色，居然还妄想着当上大队书记？哼，如果让你当了书记，那老子我该何去何从呢？”
说完，他便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屈服的黄倍起，大声喝道：“给我往前爬爬！”
黄倍起听到命令后，不敢有丝毫怠慢，只得乖乖地向前挪动了一小段距离。
然而邵禄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发号施令：“往后稍稍！”
于是，黄倍起又战战兢兢地向后退缩了几步。就这样，在邵禄的淫威之下，黄倍起像一个失去尊严的玩偶，被肆意摆布着。
时间过得很快，夜幕渐渐降临。黄倍起只能蜷缩在冰冷的谷草堆上休息，他那单薄的身躯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渺小和无助。
没过多长时间，大队书记的职位发生了变动，原本趾高气扬的邵禄被调走了，接替他位置的人变成了甄玉清。
每当回忆起那段过往经历的时候，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闷感便会涌上心头，觉得人整人是没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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