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那些创作者有没有好好了解古代的粮食产量。别再动不动，几十万士兵，十几万骑兵。你要看在哪些地方，养不养的起。尤其在古代，除却中原和江浙一带，其他的地方就没有适合大规模种植主粮的地方。比如云南，给你十万大军，那个地方能自给自养吗？
中国古代的士兵都是半士兵、半农民形式的，没有哪个朝代能够放任几十万的青年劳动力，不从事生产，完全由国家给养。而且在一个相对稳定无战争的时期，这种半生产性质的军队，每年的军饷也占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是战时情况，一半以上的财政供应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粮食是根本不够吃的。
今天，一亩地轻松能打上千斤水稻、小麦，但在古代，即便是中原好地，在技术正常年份，亩产也常常只有二三百斤，甚至更低。比如北宋神宗时期推行“青苗法”时，官方统计亩产不过一石（约120斤）。明代普遍亩产100—200斤，清代平均亩产略有提升，也不过二三百斤，个别高产年份才可能突破四百斤。
唐代《农书》就有记载：“亩收一石半者，民以为丰。”换句话说，能打到180斤，就是“丰收”了。可见古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刨一天地，产出远不如后世农业技术提升后那样高效。
口粮计算吓你一跳。一个成年男子每天需要摄入粮食约两斤左右，一年就要700多斤粮。再加上妇女、小孩的需求，一个五口之家，每年最少也得3000斤口粮才饿不死。而种一亩地顶多产个200斤粮食，扣去种子、赋税和损耗，真正到嘴边的不过一百来斤。
那么问题来了：你家若没有三四十亩地，根本无法养活全家。这还不算老弱病残和灾年歉收。若是土地不平整、水源不好或劳动力不足，一个家庭常年吃不饱就是常态。那种“一家三亩地，自给又自足”的设想，在历史里根本站不住脚。
古代农业受自然条件支配极大。没有化肥、农药、灌溉系统，一场暴雨就能冲毁庄稼，一轮旱季就能绝收一年。尤其黄河泛滥频繁，宋代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决堤成灾。
虫灾也不容小觑，《清实录》中屡见“蝗蝻成灾、昼夜食苗”，一夜之间十万亩麦田变黄土。加上病虫害无药可治、粮种退化严重，所谓“靠天吃饭”并非一句形容，而是真实生活的危机写照。
在这样的条件下，年年有荒，处处有饥，才是常态。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王朝都经历过“连年饿殍遍野”的时刻。
一个讽刺现实是：古人不仅粮食少，朝廷还照收不误，甚至“荒年加征”。因为各级衙门有定额考核，哪怕年景差，也必须完成税粮任务，不然官员要被问责。于是下压百姓，层层加派。
比如明代实行“里甲法”，每十户负责一户的税，“轮到谁家谁倒霉”。清代也有“耗羡归公”，原本是杂费，后来变成朝廷财政常规来源，灾年也强收，搞得百姓“颗粒未收、税吏先至”。
很多农民不得不借贷交租，形成“借粮种田、种完再借”的恶性循环。最终落到“卖儿卖女、卖地卖命”的绝路。
仓储、运输、虫鼠霉烂，损耗巨大。即便种出来了，也不意味着吃得到。古代没有良好的仓储系统，很多地方粮食入仓后霉烂、被鼠咬、虫蛀的比比皆是。明代《农政全书》中记载，“县仓十斗入，能存五斗者善矣。”
更别提长距离运输，漕运迟缓、舟车倾覆、贪污盘剥、仓差盗卖，最终到灾民口中的救济粮，十有八九早已不剩。
所以，哪怕国家下诏“赈济十万石”，真正送到灾区百姓手里的，也许只剩万把斤。别说救命了，连象征性“每人一碗粥”都难实现。
“国有常平仓”“太仓储粟三十年”，这些在正史中是理想状态。现实里，很多地方的“义仓”“社仓”账上有粮，仓中空空。贪官污吏层层挪用，把救命粮变成了宴饮和折银。
到了出事时，才发现粮仓空了，只能再向百姓征、向商人借、向富户摊派——但这些人也往往因灾难自顾不暇，赈灾沦为空谈。
清道光年间一次蝗灾，山东饿死百万人，地方大员报称“赈粟三百万斤”，事后查证真正发出不足十万斤。饿殍遍地，朝廷却还在讨论“应否设立捐粮义市”。
战乱不一定死人，饿才是真的大杀器。翻看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朝代“战死”多少人，往往难以统计，但“饿死”数据却触目惊心。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前后的饥荒，据《后汉书》记载，“人相食者数郡，童子价减于犬”。唐代安史之乱后，“饿死于道者十不存一”。明末李自成破城前，京师城内已有“每日百尸露街头”。
太平天国之乱中，真正战死的不如饥饿病死的一半；而清末民初，四川大旱、山东蝗灾、陕西歉收，动辄百万人口因饥饿死去，远远超过当时的兵祸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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