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为大。古代百姓，命如蝼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百姓的生命就可以随意处置。没有哪个王朝，尤其在统治稳定时期，敢明面上漠视老百姓的生命。任何的司法判决，尤其牵扯到生死的裁决，都是需要上报中央，底层官吏是无权处置的。
穿越小说里，常看到某个县令挥手一喝：“拉下去杖毙！”然后几个衙役就架起犯人一顿暴打，或者干脆拉去砍头。这种画面虽然刺激，但实际上严重违背了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
在现实历史中，死刑、酷刑属于极为严肃的“国家刑罚资源”，其动用权力是严格分级的。绝大多数县一级以下的官吏，甚至包括县令本人，在没有“上级批复”的前提下，是无权擅自对人施以死刑或肉刑的。
换句话说，地方官的职责是“审明案情、上报朝廷”，而不是“判人生死、当街杀人”。
酷刑、死刑权属于中央或督抚。
古代死刑的判决权，大致分为三类：
朝廷批准（如：秋审、朝审）；
督抚特权（如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拥有就地正法权）；
特定战时、叛乱例外下的临时军法。
而普通的州县官吏，哪怕你是正五品的知府，也只能在“判词”上写下判处死刑的建议，交由上一级机关核准，最后还得层层递进，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会审后，经皇帝批准才可执行。
因此古代司法中有个惯例：“死罪缓办，必待秋审。”哪怕你杀人越货，证据确凿，也得等秋后朝廷统一审核。小说中“当场判死”基本只存在于战时临阵或赐死近臣场景中，日常司法根本无此操作空间。
“杖责鞭打”也不是随便打，要分等次与权力层级。
《大明律》《唐律疏议》《清律例》都对打人的权限设有明确规定：
杖责二十以下，可由县丞、典史、主簿批准；
杖责三十以上，须由知县批示；
鞭刑（藤条、荆条等）使用须备案登记，不能用于年幼者、孕妇；
大杖（棍刑）须由上级巡抚或布政使批准，不得擅自动用；
“夹棍”“夹手指”类酷刑，更属禁刑，非经刑部命令不得擅施。
比如《清律例》中就写明：“凡行杖责，须有票文，衙役擅动者，杖二十。”这就说明，哪怕你是官差，也不能随便打人，否则反被治罪。
所以县衙门口那些“抬出去杖五十”的桥段，如果真发生，那县令本人就等着被参一本“擅动刑杖，滥刑伤民”。
拷问、上刑必须报告上级，不能随意“逼供”。中国古代律法中虽有“刑讯逼供”传统，但其使用也非无度滥施。尤其到了唐宋之后，许多朝代开始明令禁止“私刑逼供”，拷问必须“列状申报”、有“县令或府尹”签字盖印，还须派员“监刑”防止致死。
例如《宋刑统》中明确：“刑讯必录人证三口，不能独断。”意思是，不能光凭主审官的“口供推断”，必须有第三方见证。
而《清律》中更有规定：严禁逼供致死，否则“官判同罪”。也就是说，如果你逼供过程中把人整死了，不但不是“尽忠职守”，而是“谋杀嫌犯”，官员本人要顶上命案责任。
小说中动辄就是“打到他招为止”，现实中这么做，官帽可能立刻不保，轻则削职，重则砍头。
有些作品会写“县衙断案，强盗当场斩首示众”。可问题是：这种“当街问斩”在和平时期属严重违法，称作“擅决”，往往会被追责。
只有在少数战乱、剿匪、叛乱中，中央可下发“便宜行事诏”，授权督抚或节度使可“就地正法”。例如明朝对倭寇、清代对土匪，就曾临时下放此类权力，但也规定“斩后十日内报备刑部”。
一旦无诏擅斩，即便罪犯再恶，也属于“以下犯上”，官员本人轻则罢黜，重则处刑。明朝就有知府胡宗宪，因擅杀犯人而被弹劾，虽战功显赫，仍被削职为民。
女犯、未成年犯、老弱病残须“缓刑照顾”。古代律法并非冷酷无情，而是有一整套关于特殊人群的“缓刑制度”。其中包括：
怀孕妇女不得施刑，须产后三年执行；
70岁以上老人不得施杖刑、重囚刑；
15岁以下犯人不可处死，须“教而缓之”；
疯癫、失语、重病者不得审讯与施刑。
《唐律疏议》甚至规定：“凡妇受刑，其衣不剥，其体不得裸。”这说明，对女性施刑也有礼仪与限制，不得羞辱人格。
小说中所谓“女犯被当街剥衣打板子”“孕妇遭刑死狱中”，若属常态，那执法官已属十恶不赦，难逃律责。
锦衣卫、东厂也不是无限打杀的“爽文机器”。很多小说里的“锦衣卫”、“东厂”都被描绘成“想杀谁杀谁”、“无人管束”的暗黑暴力机构。确实，它们有特殊审讯权，但也要遵循流程。
例如东厂逮人需有票拟，逮捕高官需“先禀报上司”；锦衣卫提审犯人，三日内要报兵部备查，若擅杀人，同样要交廷杖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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