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冬，总裹着西湖的湿冷寒气，漫过河坊街的青石板路。腊月里的雪下了三天三夜，把吴山脚下的白墙黑瓦盖得严严实实，街面上的铺子大多早早关了门，只有巷尾那间“仁心堂”中医馆，木门还虚掩着，昏黄的灯光从窗棂里透出来，在漫天风雪里，像一点不肯熄灭的暖。
医馆的主人叫高玉成，今年四十二岁，是杭城有名的中医，也是“仁心堂”的第三代传人。他的祖父是民国时期杭城有名的“高一趟”，不管多重的病，一趟药下去，总能见好，传下的不仅是一屋子的古方医书，还有“宁舍药，不昧心”的祖训。
高玉成打小跟着祖父和父亲学医，一手脉诊的本事出神入化，针术更是得了祖父的真传，多少大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到了他这里，几副汤药下去，就能慢慢好转。可仁心堂的生意，却始终比不过街面上那些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国医馆、理疗馆。
不是他医术不行，是他太“傻”。
来看病的若是孤寡老人、低保户，他不仅不收诊金，连药钱都常常免了；遇到从外地来杭求医的穷人，付不起医药费，他不仅先给人看病抓药，还会给人塞点路费食宿钱；就连街面上的流浪汉、乞丐生了病，找到他这里，他也从来不会拒之门外，一样悉心诊治。
杭城的同行都笑他，说高玉成不是开医馆的，是开善堂的，放着大把的钱不赚，偏偏要做赔本的买卖。就连医馆里跟着他学了五年的学徒小周，也常常劝他：“师父，咱们医馆房租水电都要钱，您天天这么免单倒贴，咱们迟早要关门的。那些有钱人来看病，您该涨诊金就涨，别总守着那几十块的诊金不放。”
高玉成每次都只是笑着摇摇头，捻着手里的药杵，在铜臼里慢慢磨着药材，说：“咱们学医的，治病救人是本分，不是赚黑心钱的营生。祖训摆在那里，不能忘。人家有钱，是人家的，我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多一分都不能要。人家没钱，也不能看着人家病死在门口，见死不救，那还当什么医生。”
小周撇撇嘴，不说话了。他跟着师父五年，太清楚师父的性子了，看着温温和和的，骨子里却比石头还硬，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年腊月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大。除夕前三天，街面上的铺子几乎都关了门，家家户户都忙着备年货，仁心堂也没什么病人了。小周提前回了老家过年，医馆里只剩下高玉成一个人。
傍晚时分，雪下得更紧了，鹅毛似的雪片砸在门上，噼里啪啦地响。高玉成收拾好药柜，锁好了贵重的药材，正准备关门，却听到门口的桥洞下，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呻吟声。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撑着伞走了过去。桥洞下的风比街上更烈，积雪堆了半尺厚，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蜷缩在桥洞的角落里，浑身盖着捡来的破纸箱和烂棉絮，脸冻得青紫，嘴唇乌紫，一条露在外面的腿烂得不成样子，冻疮破了，混着泥水和脓血，发出一股刺鼻的腐臭味，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撕心裂肺的咳喘，眼看就快不行了。
路过的行人都捂着鼻子，绕着桥洞走，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子，嫌他挡路，踢了踢他身边的纸箱，骂骂咧咧地说：“老东西，要死滚远点，别死在这里晦气！”
老乞丐连躲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由他们踢打，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像一只濒死的老狗。
高玉成看得心里一紧，立刻快步走过去，拦住了那几个小伙子，冷着脸说：“他都快不行了，你们这么做，还有没有点人性？”
那几个小伙子看了看他，认出是仁心堂的高医生，撇了撇嘴，骂骂咧咧地走了。
高玉成蹲下身，把伞撑在老乞丐的头顶，伸手探了探他的脉搏。脉搏浮散微弱，跳得时快时慢，肺里的气息乱得一团糟，腿上的溃烂已经深可见骨，再加上冻了太久，气血几乎要断了，再晚几个时辰，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了。
“老人家，你还能说话吗？我是医生，我带你回医馆，给你治伤，好不好？”高玉成俯下身，凑在他耳边，轻声说。
老乞丐缓缓睁开眼睛，一双浑浊的眼睛里，没什么神采，他看了看高玉成，又看了看漫天的风雪，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高玉成没再多说，把伞塞到老乞丐手里，脱下自己的棉袄，裹在他身上，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他背了起来。老乞丐看着瘦，却也有百十来斤，浑身的脓血蹭在了高玉成干净的毛衣上，刺鼻的味道直冲鼻腔，可高玉成半点嫌弃都没有，稳稳地背着他，一步步走回了街对面的仁心堂。
回到医馆，高玉成先把里屋的炕烧得暖烘烘的，又烧了热水，用干净的棉布，一点点给老乞丐擦干净脸和手，又小心翼翼地清理他腿上的烂疮。脓血和烂肉粘在棉絮上，一扯就带着血，老乞丐疼得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却硬是没哼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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