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纸从郑伟杰手中滑落。他瘫坐在灰尘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三岁？孪生妹妹？身体里养着耳虫？
他想起这些年的一些怪事：偶尔会梦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女孩，和他长得有点像，在梦里对他笑；有时夜深人静，会听见极轻极轻的哼唱，和他自己的心跳一个频率；还有他对声音的敏感——能听见普通人听不见的次声波和超声波，这天赋让他在声学领域如鱼得水，他一直以为是天赋异禀。
原来不是天赋，是诅咒。
“看完了？”郑老三不知何时站在门口。
郑伟杰抬头，眼睛通红：“你早就知道？”
“知道一部分。”郑老三走进来，蹲在他面前，“你祖母交代过，如果你愿意接，就全告诉你；如果不愿意，就让你带着秘密回城，自生自灭。”
“那三个人是怎么回事？”郑伟杰想起信里说的，“睡不着觉的三个人。”
“村东头的王寡妇，码头上的李老瘸，还有小学的周老师。”郑老三掰着手指，“都是一个症状：整夜失眠，说脑子里有女人在唱戏，唱的是《梁祝》里的‘楼台会’。去医院查，什么都查不出来。现在已经瘦得脱形了，王寡妇上周差点跳海。”
“《梁祝》……女戏子……”郑伟杰喃喃道，“‘海哭’？”
郑老三点头：“你祖母说，那是她唯一失手的一次。民国二十八年，一个戏班来村里唱戏，班主的女儿被地主少爷糟蹋了，投海自尽。死后怨气不散，每到月圆夜就坐在礁石上唱《梁祝》。你曾祖母去收，只收了一半，剩下一半钻进海里不见了。这些年偶尔会出来害人，你祖母每次都能及时镇住。但这次……”
“这次祖母不在了。”郑伟杰接话。
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心里依然恐惧，但有种更强烈的东西压过了恐惧——是责任，也是好奇。一个声学工程师面对一道无法用现有科学解释的难题时，那种近乎本能的探究欲。
“我要怎么做？”
郑老三看着他，眼神复杂：“你想好了？这事一旦沾上，就脱不了手了。”
“我还有得选吗？”郑伟杰苦笑，“信里说了，我身体里本来就有一只虫。与其等着被其他虫找上门，不如主动出击。”
郑老三不再劝，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这是那三个人的地址和发病时间。‘海哭’每次只缠一个人，满月那晚会换宿主。今天是农历十三，后天就是满月。它该从周老师身上离开，找下一个了。”
“下一个可能是谁？”
“可能是村里任何人。”郑老三说，“但按规律，它会找和上一个宿主有联系的人。周老师的丈夫三年前出海死了，她最近和王寡妇走得近，王寡妇的儿子在码头跟着李老瘸干活……像一张网。”
郑伟杰懂了。这不是随机害人，是在沿着某种“联系”的脉络移动。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念”的移动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就是最好的介质。
“我要在它换宿主的时候，抓住它。”他说。
“怎么抓？”
郑伟杰看向那架留声机，又看看手里的《耳虫谱》。“用更强大的声音，制造一个‘共振陷阱’。”
接下来两天，郑伟杰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他对照《耳虫谱》，结合自己的声学知识，设计了一套抓捕方案。“海哭”的本质是一段具有自我意识的声音，它需要宿主的听觉系统作为载体。要抓住它，就得先把它从宿主身上引出来，然后困在一个封闭的声场里。
他用老宅里的材料制作了简易的共鸣箱——其实就是几个大小不一的陶瓮，调整到特定的共振频率。又根据谱上记载，用辰砂血墨在唱片上画了符咒。最重要的是唱针，他选了最细的一根金针，理论上能发出最高频的声音，足以刺穿“耳虫”的自我防护。
满月夜，螺湾村静得可怕。
郑伟杰把地点选在村后的龙王庙。庙已经荒废多年，但结构完好，四面有墙，回声效果好。他在庙中央架起留声机，周围摆好陶瓮，呈北斗七星阵。庙门和窗户都贴了用桃木灰画符的黄纸——不是真的相信符咒有用，而是《耳虫谱》上说，桃木灰能吸收特定频段的声波，防止“耳虫”逃跑。
周老师被郑老三搀扶着进来时，已经虚弱得站不稳了。她四十出头，原本是个丰腴的女人，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瞳孔涣散，嘴里一直哼着《梁祝》的调子，声音嘶哑难听。
“把她放在阵眼。”郑伟杰指着留声机前的位置。
周老师坐下后，突然不哼了。她抬起头，看着郑伟杰，眼神空洞：“你……也要听戏吗？”
声音不是周老师的，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带着海水的咸腥气。
郑伟杰手一抖，强作镇定：“我想听‘楼台会’。”
“楼台会……”周老师（或者说附在她身上的东西）笑了，笑声凄厉，“好啊，我唱给你听。但听完，你得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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