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天第一次觉得那个警务室不对劲，是在他调来白水村当驻村民警的第三天。白水村在川黔交界的大山里头，从县城开车过去要三个小时，最后十公里连水泥路都没有，是碎石子和黄土。警务室设在村口一栋二层小楼里，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宿舍。说是警务室，其实就他一个人，管着周围四个村，八千多人口。前任老民警退休了，他顶上。走之前所长跟他说，白水村那个警务室，晚上别待太久。他问为什么，所长没解释，只拍了拍他肩膀，说了一句——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到了之后才发现，这地方确实不对劲。不是那种荒郊野岭的不对劲，是那种有人住着、可又不像人住着的不对劲。村里人见到他都很客气，打招呼，递烟，留他吃饭。可每次他问起警务室以前的事，他们就岔开话题，说什么“老陈在的时候”“老陈走之前交代过”之类的话，然后就不再往下说了。老陈就是退休的那个老民警。他打了几个电话想问，老陈的电话停机了，打不通。
警务室一楼靠墙一排文件柜，里面塞满了卷宗。他翻了翻，大多是邻里纠纷、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小案子，最早的卷宗是八十年代的，纸都黄了，字迹也模糊了。最里面有一个柜子是锁着的，铁皮柜，很旧，漆面脱落了大半，锁也生了锈。他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就用螺丝刀撬开了。
柜子里没有卷宗，只有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鼓鼓囊囊的。他拆开封口，倒出来一看，是一沓照片。黑白的，彩色的，都有。照片上拍的是一具尸体。男的，很年轻，二十出头，穿着警服，躺在一条水沟里，脸朝上，眼睛半闭着，嘴唇发紫。水很浅，只淹到他的耳朵，可他的头发是湿的，衣服是湿的，浑身湿透了。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张维民，1987年6月15日，白水村警务室。”
张维天的手开始发抖。张维民，他爸的名字。他爸也是警察，他小时候听他妈说过，他爸在乡下派出所干过几年，后来调到县城，没几年就病死了。他那时候太小，对父亲的记忆几乎没有，只记得一张黑白照片，穿着警服，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笑得很憨。他妈从不提他爸是怎么死的，只说病了，病了就死了。他以为是真的，现在他才知道，不是病死，是淹死。淹死在白水村警务室门口的水沟里，穿着警服，浑身湿透，躺在那条浅浅的、淹不死人的水沟里。
他拿着那张照片，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天黑了，他没开灯，就坐在黑暗里，看着照片上那张模糊的脸。他和他爸长得很像，同样的方脸，同样的浓眉，同样的厚嘴唇。他摸了摸照片上那张脸，凉的，硬的，像一块石头。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他翻遍了那个柜子，找到了更多关于他爸的东西。一张工作证，一本工作日志，一枚掉了漆的警徽。工作日志是硬壳笔记本，封面写着“张维民”三个字，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爸在白水村工作期间的各种事情。他翻到最后一页，字迹很潦草，像是很匆忙写下的——“今天晚上又听见了，水沟里有声音。我下去看了，什么都没有。老陈说别管，可我不能不管。那个东西在喊我，喊了一年了。”
张维天合上笔记本，心跳得很快。他想起所长说的那句话——晚上别待太久。他想起村里人说到老陈时那种躲闪的眼神。他想起那条水沟，就在警务室门口，不到十米远。白天他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水很浅，清澈见底，底下是鹅卵石，什么都没有。可它淹死过他爸，穿着警服，在一个淹不死人的深度里。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月光很亮，照得村子的轮廓清清楚楚。那条水沟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像一条蛇，静静地伏在地上。他盯着那条水沟，看了很久。忽然，他看见水面上有涟漪，一圈一圈，从中间往外荡，像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动。可水很浅，浅到能看见底，底下什么都没有。涟漪还在荡，越来越大，越来越密，像煮沸了。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水面平静了，什么都没有。
他转过身，回到办公桌前，把那些照片和笔记本收好，锁进柜子里。他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不是因为他不想走，是因为他爸死在这里，他得弄清楚他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第二天，他去找老陈。老陈住在镇上，离白水村二十多公里。他开着所里那辆破桑塔纳，颠了一个多小时，找到了老陈的家。老陈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精神还好，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张维天穿着警服走过来，他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
“你是张维民的儿子？”
张维天点头。“你认识我爸？”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认识。他是我徒弟。他调到白水村的时候，是我带的他。他死的那天晚上，我就在警务室楼上睡觉。”
张维天蹲下来，看着老陈。“他怎么死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