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慧第一次摸到那根红线，是入职的第二十八天。
那根线不是缝纫机上的面线，不是锁边机里的底线，它从车间天花板的裂缝里垂下来，悬在半空中，微微晃动。陆文慧盯着它看了几秒，伸手去够，指尖碰到丝的瞬间，线“啪”地断了。断口处渗出一滴暗红色的液体，滴在她手背上，她低头一看，不是血，是一滴已经凝固了的红油漆。她擦掉那滴油漆，抬头再看，天花板上的裂缝已经合拢了，什么都没有。
她对着那根断线发了很久的呆。坐在她对面工位的周姐伸过手来在她面前挥了挥：“文慧，发什么愣？线断了换一根就是了。”陆文慧说：“周姐，你刚才没看见天花板上有根线？”周姐抬头看了一眼说没有，然后又低头踩机子了。陆文慧没再追问，可她总觉得那道裂缝在看着她，在那些日光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用脱了漆的、生了锈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陆文慧在这间制衣厂当车间主任已经快三年了。
厂子在川南一个叫“棉溪镇”的地方，不大，四层楼，两百多个工人，专做外贸订单。这几年行情不好，订单越来越少，工人走了一拨又一拨，留下来的大多是跟了老板十几年的老员工。陆文慧是老板从外面挖过来的，工科毕业，懂管理，会排工序，压得住场子。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改革计件工资制度，把那些磨洋工的老油条治得服服帖帖。工人们背后叫她“铁娘子”，她不在乎，她要的是效率，是交期，是月底那笔准时到账的工资。
制衣这行，她干了快十年，从车位做到组长，从组长做到主管，什么机器没见过，什么布料没摸过，什么刁钻的客户没对付过。可她从来没有在一间车间里，同时感受到过如此浓烈的、纠缠的、像被什么东西诅咒过的气息。不是机器的机油味，不是布料上的甲醛味，而是那种从墙壁缝隙里、从天花板夹层中、从水泥地面底下渗出来的、潮湿的、微酸的、像无数张嘴同时哈出的热气。那种气味从她第一天走进这栋楼就缠上了她，起初很淡，淡到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后来慢慢变浓，浓到她在车间待久了会觉得后脑勺发紧，太阳穴突突直跳。她问过其他工人，有人说闻到了，说习惯了；有人说什么也没闻到，说她鼻子太灵了。只有一个姓周的老阿姨，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神神叨叨的，拉着陆文慧的袖子说了一句让她后背发凉的话：“那不是气味，是怨气。这栋楼里死过很多人，她们的魂没走，困在机器里了，困在那些线头里了，困在她们生前数也数不清的针脚里。”
陆文慧以为周阿姨在说疯话，没在意。可是第二天，楼上车位就出了事。
出事的是三楼的赵小禾，十九岁，从贵州来打工的，来厂里不到半年。那天下午陆文慧正在办公室看生产报表，忽然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尖叫声，不是那种被剪刀扎了手的尖叫，是那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变了调的、像被人掐住脖子的嘶吼。她扔下报表跑上楼，看见赵小禾坐在缝纫机前，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剧烈抽搐，眼睛翻白，嘴里不断重复三个字——“缝上它，缝上它。”两个工人按着她，按不住，她的手指死死抠着缝纫机的台面，指甲嵌进木头里，掰都掰不开。
陆文慧冲过去，抓住赵小禾的手，那只手冰凉的，不像活人的温度。她用力掰开她的手指，看见赵小禾的手心里攥着一根红线，和她那天在车间天花板上看见的一模一样。她扯出那根红线，赵小禾的抽搐渐渐停了，翻白的眼珠慢慢落回原位，整个人软塌塌地瘫在椅子上，像一截被抽走了骨头的蛇。陆文慧把那根红线攥在手心里，指尖在微微发烫。她问周围的人怎么回事，有人说赵小禾刚才踩机子的时候，机器忽然自己转了起来，没人踩踏板，针头自己上上下下，缝出一串密密麻麻的线迹，赵小禾想去关电源，手刚碰到开关，人就变成了那样。
陆文慧走到那台缝纫机前，弯下腰看针板。针板上缝着一块布，白色的，方方正正，上面用红线缝出了两个字——“救我”。她盯着那两个字，脑子里嗡嗡响。她把那块布从针板上拆下来，塞进口袋里，又去找赵小禾。赵小禾已经不抽了，可整个人呆呆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不说话也不动。陆文慧蹲在她面前，喊她的名字，喊了好几声，赵小禾的眼珠才慢慢转过来，看着陆文慧，嘴唇翕动了几下，发出一个极轻极细的声音。
“陆主任，机器里有个人。”
陆文慧皱了一下眉。
“她掐着我的脖子，”赵小禾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她说她在这里面困了好久，她想出来，可她出不来。她让我帮她，她说只要我把那根线缝完，她就能出来。”
陆文慧想继续追问，赵小禾已经闭眼了。陆文慧只好先让两个工人送她去楼下医务室休息。等人走了，她把那台缝纫机的电源拔了，蹲下来仔细看那块针板上的布。布料很轻薄，白底，不像是平时做活的库存料，倒像是个人从衣服上撕下来的一样东西，方形边缘微微卷曲，带着手工撕裂的毛边。红线绣的字不算工整，可每一笔都深深扎进布面里，断了几处线头又重新起针，像是一个手在抖的人紧咬牙关硬撑下来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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