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春娇是在工头老周葬礼那天，第一次听说那座塔吊的账还没还完。
她在省城做塔吊司机，整个建筑行业里开重型机械的女人不多，她是其中入行最晚的一个。她男人在工地上出事故死了以后，她把孩子扔给婆婆，报名学了塔吊操作证。别人问她为什么选这行，她说，来钱快，不需要看人脸色。事实也确实如此。她考下证以后跟着一个远房的表叔干，在省城周边的工地上来回跑，哪里缺人她就去哪里，工资日结，从不赊账。她开塔吊的技术不比任何人差，胆子也比任何人都大。别人不敢吊的她敢吊，别人不敢上的高度她敢上。工头们私下叫她“余大胆”，她听见了笑笑，不反驳，也不当真。她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胆子大，她只是不怕。不怕的原因也很简单——她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让人害怕的事了。
老周是她跟了两年的工头，五十六岁，秃顶，啤酒肚，嗓门大，走路带风。他在省城周边的工地上承包塔吊租赁和安拆业务，手里有七八台塔吊，活多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余春娇跟他的这两年，从城东的物流园跟到城西的安置房，从城南的医院工地跟到城北的商业综合体，工资从不拖欠，年底还有红包。她对老周的印象不算好也不算坏，就是一个普通的工地包工头，嘴碎，脾气大，偶尔骂人，骂完就忘了。
老周死在工地上。头天晚上还跟工人们一起吃了顿宵夜，喝了半斤白酒，吹牛说要拿下城南那个新项目。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到工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在塔吊下面了，脸朝下趴着，后脑勺被砸出了一个洞，周围一摊血。塔吊的大钩悬在半空中，距离地面不到一米，钩子上沾着暗红色的东西，法医说是老周的血迹和头皮组织。法医的结论是意外，老周半夜独自来到工地，被脱落的吊钩砸中后脑勺致死。可工人们都不信，老周虽然有工地的钥匙，可他从来没有半夜去工地的习惯。更离奇的是那台塔吊是老周自己的，他手下那几个塔吊司机把它保养得比谁都仔细，吊钩的销轴和卡板每个月都检查，从来没出过问题。
余春娇在工地上搭了灵棚，停了三天的灵，烧了三天的纸。来吊唁的人很多，大多是各个工地的包工头和材料商，老周欠他们钱，他们也欠老周钱，人一死账就更理不清了。余春娇跪在灵棚里替他烧纸还礼，膝盖跪出了淤青。
那年她三十五岁，丈夫走了四年，老周是她最后一个稳定的雇主。老周死后，她接的活越来越少，从一周四五天变成了一周两三天，有时候一周都没活干。她开始失眠，每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要熬到后半夜才能勉强合眼。那段时间她总是梦见那台塔吊。梦里她坐在驾驶舱里，操纵杆在手，塔吊缓缓旋转，大臂在夜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弧。她看不清吊钩下面吊着什么，只能感觉到那个东西很重，沉得她握操纵杆的手都在发抖。她想把那个东西放下去，操纵杆却推不动，吊钩卡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塔吊还在旋转，越转越快，大臂像一只巨大的手臂在夜空中乱挥，她听见了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然后她醒了，浑身冷汗。
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从老周死的那天起，有什么东西就已经盯上她了。
那年秋天，余春娇接了一个私活，在省城东南部的一片开发区里开塔吊。工地不大，是一栋五层楼的厂房，老板姓陈，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人，说话慢吞吞，做事挺靠谱。余春娇到了工地以后，围着那台塔吊转了一圈，总觉得哪里不对。塔吊是新的，去年才出厂的平头塔，大臂长五十米，最大起重量六吨。一切正常，高度正常，力矩限制器正常，变幅机构正常，回转机构正常，吊钩正常，钢丝绳正常。
“不对劲的是什么？”她说不上来。她把塔吊的开关合上，操纵杆轻轻推了一下，塔吊缓缓启动，回转机构发出低沉的、有节奏的嗡鸣声。她盯着正在缓慢旋转的大臂，忽然觉得那个声音不对，不是机械运转的声音，是另一个声音，从塔吊的金属结构里面渗出来的，闷闷的，沉沉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她关闭了电源，那个声音停了。
她没把这件事告诉陈老板，说了他也不会信。她从驾驶舱里爬出来，站在塔吊下面仰头看着大臂。夕阳把整座塔吊染成了暗红色。
开工之前。陈老板买了几挂鞭炮、几刀黄纸，在塔吊底下摆了一张供桌。供桌上供着猪头、整鸡、整鱼，三杯白酒，三炷香。陈老板点着香，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黄纸点着了扔进铁桶里。纸灰从桶里飞出来，落在余春娇的头发上、肩膀上，灰白色的，轻得像雪花。
她在塔吊下面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把安全帽扣好，沿着塔身内部的爬梯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驾驶舱的时候，她低头看了一眼地面，陈老板已经走了，供桌还摆在那里，三炷香还在燃着，香烟在晨风里扭成了几道弯弯曲曲的线。她坐上驾驶座，把操纵杆推到底，塔吊缓缓启动。大臂开始旋转，变幅小车沿着大臂向外移动，吊钩缓缓下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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