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曲阜城东南,孔氏族地边缘。
这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掺着麦秸的泥胚。
屋顶的茅草多年未换,被北风吹得稀疏凌乱,几处明显的凹陷,用破席石块勉强压着。
院墙塌了半截,只用些荆棘胡乱插着权作阻拦。
院子里,一辆辕木断裂的破旧手推车歪在角落,旁边堆着些冻硬的粪土。
唯一的牲口,是头瘦骨嶙峋的老驴,拴在光秃秃的枣树下,耷拉着脑袋。
屋里更是寒酸,外间算是堂屋兼灶房,一座土灶冷冰冰的,灶台上放着两个豁口的粗陶碗,一口边沿有裂的铁锅。
水缸见了底,缸壁挂着浑浊的冰凌,墙角堆着小半袋麸皮,几块颜色发黑的薯干,便是全部口粮。
里间是睡觉的地方,一盘大炕占去大半,炕席破烂,露出下面黢黑的炕土,炕上堆着几床硬邦邦,颜色莫辨的旧棉被。
此刻,这六口之家正愁眉不展,当家的孔广顺蹲在门槛里边,吧嗒吧嗒抽着,一杆早已没有烟丝的旱烟袋,眉头锁成深深的“川”字。
他才四十出头,背却已经有些佝偻,脸上是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眼神浑浊无光。
炕沿上坐着他的父亲孔昭礼,七十多了,干瘦得像一把枯柴,裹着一件露出棉絮的旧袄,眼神呆滞地望着黑乎乎的房梁,偶尔长长地叹一口气,带着痰音。
老太太孔田氏躺在炕头,盖着最厚的那床破被不住地咳嗽,声音空洞虚弱。
孔广顺的妻子周氏,面色蜡黄,眼神麻木,正就着昏暗的天光,费力地缝补一件破得不成样子的棉裤。
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孔兰,十岁了,瘦小得像是七八岁,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把钝刀,削着最后几个干瘪的萝卜,准备熬点稀汤。
小的是儿子,叫孔祥云,刚六岁,偎在奶奶脚边,吮着脏兮兮的手指,眼睛直勾勾盯着姐姐手里的萝卜,肚子咕噜作响。
家里死气沉沉,只有病人的咳嗽声。
去年春上,陈管事带着账房来过。那时孔广顺的父亲腿疾发作,母亲哮喘加重家里急需抓药。
陈管事“好心”劝他,家里劳力不济,种那十二亩上好水浇地太吃力,租子又重,还要摊派修渠的钱。
不如“置换”成村北,那片十五亩的旱地,“虽说地薄些,但租子轻省,摊派也少,正好缓缓劲”。
账房先生当时算了一笔“明白账”,把水田的高额租赋、各种杂派说得骇人,又夸旱地“实惠”。
孔广顺被药钱欠租逼得走投无路,又慑于管事威严,懵懵懂懂就在那置换契书上按了手印。
结果呢?那十五亩所谓的“旱地”,其实是石子多,存不住水的贫瘠坡地,去年一季粟米收下来,不到往年水田收成的两成!
可到了秋后算账,陈管事和账房又来了,拿出契书指着上面一行小字说:“置换乃体恤尔等艰难,然租赋为保障祠祭,仍暂按原水田十二亩之定额折算,待尔家况好转再议。”
一句话,地换了更差的,租子却一分没少!还要加上什么“田亩管理费”、“种子损耗折算”。
去年冬天为给母亲抓药,又不得不向孔府粮仓借了“济贫粮”两斗,契书上写明“春借一斗,秋还一斗半”。
这时,急促脚步声打断了孔广顺的呆想。
——砰砰砰!!
“广顺!开门!”
孔广顺浑身一激灵,慌忙起身,趿拉着露脚趾的破鞋去开门。
门外正是陈管事,和那位瘦削的赵账房,身后跟着两个孔府家丁,面无表情。
陈管事没进屋,只站在院里,掸了掸棉袍上的尘土,目光扫过破败的院落,眉头微皱像是嫌脏,而赵账房已经打开了那本蓝皮账簿。
“广顺啊,年关近了,府里要清账,你家今年的账得结一结了。”
赵账房扶了扶‘叆叇’,用刻板的声音开始念:“佃户孔广顺,本年度承种北岗旱地十五亩。
计收成粟米六石八斗。按去岁置换契书约定,租赋暂依原仁字号水田十二亩年例折算,该纳租粟十五石,折合成银,按市价每石五钱,计七两五钱。”
孔广顺嘴唇哆嗦了一下,想争辩那地产出根本不够,但契书在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赵账房继续:“另,去岁冬至,府内大祭,各户按例摊派祭羊钱,每户三钱。
今岁新春‘祈福香火丁口钱’,按人头,每人五十文,你家六口,计三钱。
秋收时,你家借用府里大车两日,折抵工钱或纳银一钱,你选纳银。
承种府田,每岁需服‘田役’十日,你家今年仅出役七日,缺三日,折银一钱五分,春借府仓陈粮两斗,秋应还三斗,折银一钱五分。以上杂项合计,六钱五分。”
他稍作停顿,算盘珠子轻响:“租赋七两五钱,杂项六钱五分,总计八两一钱五分,府内念你家中确有病人,历年不易,特将零头抹去,应收八两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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