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基础田亩，高爵者还可获得附加的土地权益：五大夫及以上爵级者，除自身受田外，还可获得“庶子田”——即由国家分配一定数量的庶子（依附于贵族的农民）为其耕种，庶子所耕种的土地归高爵者所有；彻侯与关内侯可获得“食邑田”，食邑内的土地收成归其支配，且可在食邑内设置官吏，管理土地与人口。这些附加权益同样需要在田亩核定时一并明确，写入核定文书。
在核定过程中，郡级行政官（通常为郡守或其副手）需严格按照上述标准执行，不得擅自增减田亩数量。若受田者有多项军功（如在多次战役中均有斩获，累计提升爵级），则按最高爵级对应的田亩数量核定，不进行叠加计算；若士兵在作战中同时获得集体军功与个人军功，以个人军功对应的爵级为准，集体军功仅作为后续晋升的参考依据，不单独参与田亩核定。这种“就高不就低、个人优先”的原则，既保证了核定标准的统一性，又突出了对个人战功的激励。
（二）田亩位置：土地资源的统筹分配
田亩数量确定后，下一步便是核定土地位置，这一过程需兼顾国家土地规划与受田者的实际需求，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秦国用于军功授田的土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国有土地，即国家直接控制的“公田”，多分布在关中平原、成都平原等农业发达地区，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这类土地优先分配给高爵者（五大夫及以上）与牺牲士兵的家属；二是新拓疆域土地，即通过战争征服的六国土地（如河东郡的原魏国土地、南阳郡的原楚国土地等），这类土地需经过初步开垦与秩序稳定后再进行分配，主要分配给中低爵者（公士至公乘），同时也承担着“移民实边”的功能——通过授田吸引士兵在边疆定居，增强边疆地区的军事与经济实力。
郡级行政官在核定位置时，需遵循三项原则：一是“就近分配”，优先将受田者籍贯所在地或部队驻地附近的土地分配给其，方便受田者耕种与管理；若当地国有土地不足，则分配至邻近县的公田或新拓土地。二是“等级适配”，高爵者除获得肥沃土地外，还可优先选择靠近水源、交通便利的地块；中低爵者虽以新拓土地或普通公田为主，但需保证土地质量达标，不得分配无法耕种的贫瘠荒地。三是“集中连片”，同一部队或同一籍贯的受田者，其土地尽量集中分配，形成聚居区域，便于后续的户籍管理与农业生产协作（如共同修建灌溉设施、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等）。
为确保位置核定的公平性，郡级行政部门会提前编制“郡级土地分配册”，详细标注辖区内可用于授田的土地位置、面积、质量等级等信息，供核定过程中查阅；同时，允许受田者对分配的土地位置提出异议，若受田者能证明分配的土地存在质量问题（如土壤贫瘠、易受洪涝灾害等），郡级行政官需重新核定位置，更换符合标准的土地。据里耶秦简记载，某郡曾有公士爵士兵因分配的土地靠近沼泽地，多次提出异议，经郡守亲自核查后，为其更换至邻近的肥沃公田，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位置核定中的灵活性与人性化考量。
（三）核定文书：权益凭证的正式出具
田亩数量与位置确定后，郡级行政官需出具正式的“田亩分配文书”，这是受田者获得土地权益的法定凭证，也是后续土地交付与登记的依据。
田亩分配文书需包含以下核心内容：受田者的姓名、籍贯、军功爵级、军功事迹摘要；核定的田亩数量（含基础田亩与附加权益田亩）、具体位置（精确到县、乡、里及地块编号）、土地质量等级；文书出具的时间、郡级行政官的签字盖章，以及郡府印章。为防止伪造，文书采用一式三份的形式：一份交由受田者本人保管，作为土地交付时的凭证；一份留存郡级行政部门，归入“军功授田档案”；一份上报中央大司农府备案，纳入全国土地管理体系。
文书出具后，需在3日内送达受田者本人或其家属，并由接收人签字画押，确认无异议。若因文书填写错误导致田亩数量或位置与核定结果不符，需由郡级行政官重新出具文书，并追究文书撰写者的责任（通常为罚俸或降职）；若发现文书存在伪造痕迹，将按“盗卖公田”治罪，伪造者与使用者均会被处以重刑（如腰斩、流放），确保文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田亩核定环节的完成，标志着受田者的土地权益从法律层面得到确认，接下来便是通过土地交付与登记，将纸面权益转化为实际的土地控制权。这一环节的严谨性，直接关系到军功授田制度的公信力——据秦简记载，秦国因田亩核定错误引发的纠纷不足1%，远低于同时期六国的土地分配纠纷率，这得益于法定标准的明确与郡级行政官的严格执行。
四、土地交付：权益落地的实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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