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理方式创新：走“讲乡情、融文化、靠技术、少折腾”的精准路子
治理方式直接影响治理效果，贴合乡土实际、精准对接需求的治理方式，能事半功倍；反之，则易引发群众抵触，难以达到治理目标。唐代乡里治理之所以能深入民心、长期有效，关键在于其治理方式贴合乡土特性，尊重民情习俗、依托文化教化、注重务实便民，不搞形式主义、不折腾百姓，这一治理思路对当代基层治理方式创新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前，部分基层治理方式仍存在“脱离乡情、缺乏温度、效率低下、形式主义突出”的问题：部分干部开展工作时忽视乡土习俗、人情伦理，一味照搬硬性规定，处理矛盾纠纷时简单粗暴，难以让群众信服；治理中忽视文化的引领作用，乡风文明培育流于形式，难以凝聚群众精神共识；办事流程繁琐、手段落后，仍依赖人工跑腿、纸质登记，群众办事耗时费力；基层干部被大量无用报表、重复检查、形式主义活动占用精力，难以抽身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既降低了治理效能，也拉远了与群众的距离。
当代基层治理方式创新，需借鉴唐代治理智慧，走“讲乡情、融文化、靠技术、少折腾”的精准路子，提升治理的温度、效率与实效。在“讲乡情”层面，需立足乡土习俗、人情伦理，推行柔性治理，化解矛盾、服务群众。唐代乡官处理乡里事务时，始终尊重乡土习俗和人情伦理，调解纠纷多以情理为先、法理为基，既维护公平正义，又兼顾邻里和睦，让群众易于接受。当代基层治理需延续这一柔性治理思路，在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中融入乡情元素。在矛盾调解上，摒弃“一刀切”的硬性处置方式，采用“乡情调解法”，结合本地习俗、邻里人情开展调解工作，比如农村邻里间的生产生活纠纷，可邀请村里威望高的长辈、乡贤参与调解，先讲情理、再讲法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兼顾各方利益，促成矛盾化解，避免矛盾激化；在民生服务上，贴合农村生产生活规律开展工作，比如安排农技指导时，避开农忙时节，选择农闲时段组织培训，或直接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不耽误农户耕种；办理涉农事务时，考虑到农村老人、留守人员行动不便，推行“上门服务、错时服务”，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舒心。同时，在政策执行中充分考量乡土实际，避免“水土不服”，比如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时，不盲目照搬城市标准，而是结合乡村风貌、农户生活习惯，合理规划垃圾分类点位、污水处理设施，保留乡村特色，让群众愿意配合、主动参与。
在“融文化”层面，需挖掘乡土文化资源，以文化为纽带凝聚共识、培育新风，夯实基层治理的精神根基。唐代乡里治理注重文化教化，通过传播耕读礼仪、忠孝观念，培育良好乡风，凝聚群众人心，维护基层秩序稳定。当代基层治理需强化文化引领作用，深度挖掘本地乡土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资源，将文化融入治理全过程。一方面，培育文明乡风，结合唐代耕读文化的传承逻辑，挖掘本地的家风家训、乡规民约、传统美德故事，通过村内宣传栏、文化墙、广播喇叭、文艺汇演等形式广泛传播，组织开展“文明家庭”“孝老爱亲模范”“最美农户”等评选活动，引导群众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化解邻里矛盾、减少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凝聚群众共识，依托本地文化资源打造乡村文化阵地，比如修建农耕文化展览馆、红色文化纪念馆、乡村文化广场，定期开展文化活动，如农耕文化节、传统节庆活动、红色故事分享会等，让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中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共识；此外，还可将文化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把乡规民约、道德规范融入村规民约制定，用文化约束引导群众行为，比如将“邻里互助”“爱护环境”等文化理念写入村规民约，通过群众自治的方式推动落实，让文化成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
在“靠技术”层面，需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治理手段，提升办事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唐代乡里治理受限于技术条件，信息传递、事务办理依赖人工跑腿、口头传达，效率较低，且易出现差错。随着科技发展，当代基层治理可借助现代技术破解效率难题，实现治理提质增效。可搭建“基层治理智慧平台”，整合政务服务、民情反馈、应急管理、产业帮扶等功能，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治理：群众可通过平台在线提交办事申请、反馈需求建议、查询政策信息，无需再到线下跑腿；干部可通过平台实时接收群众需求、处理办事申请、推送政策通知，提升工作效率；平台还可实现数据共享，县、乡、村三级及各部门能实时共享群众信息、治理数据，避免数据重复录入、信息不对称，比如农户提交补贴申请后，相关数据可直接同步至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无需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同时，可引入智能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比如在农村安装智能监控设备，助力治安防控；运用大数据分析群众需求、产业发展趋势，为治理决策、产业帮扶提供精准依据；推广移动办公终端，让干部在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即可处理工作事务，实时上传工作情况，减少纸质材料、现场办公的繁琐。通过技术赋能，让基层治理更高效、更精准、更便捷，提升群众的办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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