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暮春，武所县城，城墙上“剿匪安民”的青天白日巨幅标语已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墨迹淋漓，斑驳不堪。更远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古老雄关隘口，只留下一个幽暗、死寂的剪影，如同巨兽沉默噬人的口。
中央红军的身影虽已如烈风般卷过闽西的沟壑山梁向西去了，但那巨大的、毁灭性的轨迹碾过之后留下的余威却依旧在无声地蔓延。国民党军的调动陡然变得频繁而诡秘，马蹄踏在青石板街道上发出刺耳的回响，士兵的面孔比爬满城墙根的青苔更阴鸷。一种无声的禁令悄然笼罩，酒肆茶寮里那些关于“红”或“赤”的窃窃私语，都迅速蒸发殆尽，只剩下木然的眼神和沉重的咳嗽。恐慌，像无形的瘴气，弥漫在每一条狭窄巷道、每一间低矮屋舍间，渗透进每一个人的毛孔。
济仁堂药铺那两扇沉重的、浸透了药香的木门，此刻也关得死死的，将门外的惶乱与门内的凝重隔绝成两个世界。傅鉴飞枯坐在诊案后，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红木案面上缓缓摩挲。他的目光却穿透了紧闭的门户，落在门外灰蒙蒙的天色上，仿佛要看清那风云变幻深处更多的狰狞。那根搭在病人腕间能清晰感知气血流转、阴阳消长的指尖，此刻却微微发颤，仿佛正触摸着这乱世脉搏里凶险至极的脉象——浮散如沸水，沉滞如死灰。
“先生，”妻子林蕴芝的声音从药柜后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音，“外头风声紧得很，都在传……又要拉人了。”
傅鉴飞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浓郁的药气仿佛也无法再安抚心头的焦灼。他缓缓起身，踱到紧闭的门板背后，将耳朵紧紧贴在那冰凉、厚重的木头上。门外街市上，平日里的吆喝叫卖声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被刻意压低的死寂。只有零星的、仓促的脚步声，偶尔像受惊的兔子般快速掠过石板路，随后又归于更深的沉默。间或有女人压抑的、破碎的抽泣飘进来，又被风撕扯得细碎。
这是乱世的鼓点，沉闷而致命。傅鉴飞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一点点收紧。他早就嗅到了危机，可这危机雷霆般劈落的速度和烈度，还是让他感到一阵眩晕般的窒息。
翌日清晨，那层勉强维系、令人窒息的平静，被一阵猝然爆发的铜锣声彻底撕裂。那声音尖利、急促、毫无节奏，如同濒死野兽的嘶叫，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武所城每一个蜷缩在恐惧中的角落。
“铛！铛！铛！……县府有令！全县征夫！修筑岩前至十方军用公路！凡丁壮者，即刻往县署大院听点！违令者，军法从事！……”
嘶哑的呼喊伴随着锣声，由远及近，又从近处粗暴地碾过每一家门口。沉重的皮靴踏在青石板上，发出令人心悸的轰响，间或夹杂着粗暴的拍门声和兵丁凶狠的呵斥。
“开门！查丁口！”
“家里有喘气的男人都滚出来！”
整个县城瞬间炸了锅。惊恐的哭嚎声、女人尖利的叫喊声、孩童被吓坏的啼哭声、老人绝望的咒骂声、男人压抑的粗重喘息……种种声音混杂着兵丁的呵斥与皮靴声，汇成一股巨大的、混乱的噪音洪流，汹涌地灌满了狭窄曲折的街巷。门窗被撞得砰砰作响，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在巷道里疯狂地奔突回响，如同末日来临前绝望的挣扎。
济仁堂内，气氛仿佛凝固的冰。学徒佛生正握着药杵的手猛地僵在半空，药杵“哐当”一声跌落在冰冷的铁药臼里，那声响在死寂的铺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十七岁的董敬禄，原本蹲在角落里麻利地整理着一捆刚收来的新鲜草药，此刻也猛地抬起头，那张尚带着几分少年意气的脸上瞬间褪尽了血色，只剩下骇人的惨白。他下意识地看向傅鉴飞，眼神里充满了无助的惊惶。
“大伯公……”声音艰涩得像砂纸摩擦。
林蕴芝从里间疾步奔出，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手中紧紧攥着的一块抹布早被汗水浸透。她惊恐地望向同样面色铁青的丈夫。
傅鉴飞猛地站起身，胸膛剧烈起伏几下，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几步抢到门口，一把拉开那扇沉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尘土、汗臭和极端恐惧的浑浊气流猛地涌了进来，几乎令人作呕。
只见对街米铺的张老板，那个平日里和气生财的精瘦汉子，此刻正被两个如狼似虎的士兵反拧着胳膊，像拖一条死狗般粗暴地往外拽。他瘦小的身体徒劳地挣扎扭动，口中发出不成调的哀嚎：“长官！长官开恩啊！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靠我……路引！我有县里发的路引文书啊！我不是流民！我有身份！”他试图把手探向怀里去摸索那张薄纸片作为凭证。
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士兵不耐烦地飞起一脚，狠狠踹在他的腰眼上。张老板闷哼一声，身体痛苦地蜷缩起来，像一只被开水烫熟的虾米。那张刚刚掏出一半、皱巴巴的路引文书，轻飘飘地掉落在地上，立刻被一只沾满泥泞的军靴狠狠踩住、碾入污浊的泥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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