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春闱，京城贡院外的红墙下挤满了翘首以待的举子，待放榜官高声念出上榜名单时，人群中的欢呼很快变成了北方士子的哗然——五十二名上榜者，竟无一人来自北方，全是江浙、湖广等地的南方士子。
消息像长了翅膀般传遍朝野，北方举子们聚在贡院外拍案怒骂，有人将考卷掷在地上，痛斥主考官刘三吾“眼盲心偏”；更有甚者串联起来，连夜写就联名疏，派人快马送进皇宫，直指刘三吾与副考官白信蹈等人“私念同乡，罔顾公道”，将北方寒士的十年苦读视作无物。
朝中御史本就对南方官员渐成势力心存警惕，见状当即上疏弹劾，奏折里“暗结南党，动摇国本”的字眼格外刺眼。流言很快从朝堂蔓延至市井，茶馆酒肆里，百姓们议论纷纷，有老人叹着“当年元人治下，北方尚有人出头，如今新朝倒薄待北地”，更有传言说“再这么下去，北方恐要离心离德”，这些话字字句句，都传进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耳中。
太祖本就对官员结党深恶痛绝，闻听此事当即拍案震怒，传旨命侍读张信牵头，率十余名翰林院官员复查考卷，务必还天下士子一个公道。可谁也没想到，复查团队逐卷审阅后，竟仍维持原榜——北方士子的考卷中，或有错字连篇者，或有论点空洞、引经失据者，确实难与南方士子的工整文章相比。
刘三吾面对太祖的质问，更是面无惧色，直言“文章好坏，只论优劣，不论南北”，还当着群臣的面批驳北方士子文章“文理浅陋，不堪入选”。这话彻底点燃了北方的怒火，不仅举子们群情激愤，连驻守北方边境的将领也私下递信入京，忧心忡忡地说“将士们多是北人，若朝廷始终轻慢北地，恐寒了军心”。
太祖坐在龙椅上，手指反复摩挲着奏折，心中自有盘算：元末战乱，北方遭兵祸最烈，田地荒芜、书院焚毁，文教复苏本就比南方晚了十余年，士子学问有差距实属必然。可若顺着刘三吾的话来，北方百姓与士子的不满只会愈演愈烈，新朝在北方的根基恐将动摇；可若认下“偏袒”之说，又会寒了南方士子的心。
几番权衡后，太祖终是下了狠手——以“交通朋党，蒙蔽圣听”为由，将刘三吾、白信蹈等人流放戍边，复查官张信及涉案的数名官员更是被处死。随后，他亲自主持殿试，从北方士子中选出六十一人，尽数列为“北榜”上榜者，与先前的“南榜”并行，才算勉强平息了风波。
此案虽以强权压下了争议，却让太祖看清了南北文教的巨大鸿沟。此后，他便下诏推行“南北分卷取士”之制，按地域分配录取名额，既不埋没南方士子的才学，也给北方寒士留了出头之路。陛下今日重提这段往事，莫非是看着如今科举取士仍有偏颇，想效仿太祖，为天下寒士谋一条更周全、更公平的出路？
“其后春闱如何”？
此案平息后，太祖虽通过“南北双榜”暂时缓解了矛盾，却并未立即将这一做法制度化。真正意义上的地域配额制度，要等到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才正式确立，即“南北分卷”制度。这一制度的设计极具政治智慧，其核心是通过精准的地域划分与比例分配，将科举取士与国家治理深度绑定：
- 南卷：覆盖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南方文化发达地区，录取比例定为55%。这一比例既承认了南方文教长期领先的现实，也避免了其独占科举资源、垄断政治权力的可能。
- 北卷：包含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北京周边）等北方地区，录取比例占35%。元末战乱后，北方民生与文教复苏缓慢，此配额为北方士人预留了充足的上升通道，避免其因科举无望而产生离心倾向。
- 中卷：涵盖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滁州等西南与江淮地区，录取比例为10%。这些区域多为边疆或欠发达地带，配额虽少，却能将当地精英吸纳至统治体系，强化中央对边疆的掌控。
“南北分卷”制度的推行，本质是统治者对“地域发展不平衡”这一核心矛盾的回应。若纯粹以考试成绩录取，文化发达的南方将垄断绝大多数进士名额，导致政治权力向少数地区集中——这绝非简单的“教育公平”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统一的政治隐患。朱元璋及后续统治者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维护政权稳定：通过名额分配，让全国各地（尤其是边疆、落后地区）的精英都能进入统治集团，既赋予其政治前途，也使其成为中央与地方间的纽带，避免因“上升无门”而滋生反心。
仔细想来这一制度的价值远超科举本身：它不仅保证了中央政府的代表性，让朝堂能听到来自不同地域的声音，更从根本上维护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长期稳定；同时，对边远地区的配额激励，也间接推动了教育向这些地区普及，为后续的文化融合与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崇祯快步走下书案想温体仁躬身行礼“若非温卿一力阻拦朕险些坏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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