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的后帐,像被整个军营遗忘的角落。唯一盏油灯悬在梁上,灯芯燃得微弱,昏黄的光透过跳动的灯花,洒在高迎祥枯槁的脸上——那曾是能震慑明军的面容,如今只剩深陷的眼窝、蜡黄的皮肤,连颧骨都突兀地凸起,只剩一口气在胸腔里微弱起伏。
他的眼皮重得像坠了块陕北的黄土疙瘩,每掀开一条细缝,都要调动全身残存的力气,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阖上。喉咙里堵着黏腻的痰,每喘一口气都带着“嗬嗬”的杂音,像破旧的风箱在拉扯,别说开口说话,连顺畅呼吸都成了奢望。身下的粗布褥子早被冷汗浸得发潮,黏在背上又凉又腻,可他连动一下手指都做不到,只能像块朽木般僵在病榻上,任由衰败的气息裹住自己。
偏偏耳朵变得异常灵敏,帐外的一切声响都清晰得刺耳。练兵场上传来“喝哈”的呐喊,那是义军士兵在操练,声音洪亮得能震落帐顶的尘土;甲胄碰撞的脆响、马蹄踏地的闷响此起彼伏,混着将领们讨论出征延安府的高声谈笑——有人在说“闯将这计策定能拿下延安”,有人在盼“进城后先饱餐一顿”,句句都像淬了冰的针,密密麻麻扎进高迎祥的心里。
那是他当年在米脂揭竿时,一手带起来的义军啊!是他喊着“反明夺粮、让弟兄们有口饭吃”,一点点聚起来的队伍;是他骑着马冲在最前,打了无数场硬仗,才让“闯王”的名号响彻陕北。可如今,这些人围着另一个人转,为另一个人的军令忙碌,连一丝半毫的牵挂都没分给病榻上的他。就好像他高迎祥,从来都不是这支队伍的开创者,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过客。
他恍惚想起从前——那时他刚举起义旗,张献忠带着部下来投,拍着他的肩喊“闯王兄,今后咱就跟你混了”;罗汝才更是拉着他歃血为盟,酒洒在地上,红得像血,说“此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还有那些小股义军的首领,捧着令牌来归降,一口一个“愿听闯王号令”。可如今呢?他病危三日,军营就这么大,他吐血昏迷的消息早像风一样传遍了,可那些曾与他称兄道弟的首领,没一个踏过后帐的门。
是不知道吗?不可能。是不敢吗?也未必。高迎祥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不过是怕沾染上“失势旧主”的晦气,怕得罪势头正盛的李自成罢了。连他一手提拔的亲卫统领高骧,那个曾在战场上替他挡过箭的人,都未曾露过一次面。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顺着脊梁骨爬到心口,心像被泡在冰水里,一点点凉透、冻硬。原来所谓的兄弟情义、生死盟约,在权力和生存面前,竟薄得像张一戳就破的窗纸,风一吹就碎了。
就在这时,帐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很轻,却让高迎祥的眼睫毛颤了颤。他心底竟不合时宜地生出一丝微弱的期待——或许,是哪个老弟兄念及旧情,偷偷来看他了?哪怕只是说句话,也好啊。
可这份期待很快就被碾碎了。亲卫的声音在帐外响起,平淡得没有一丝温度,像在宣读一份无关紧要的告示:“闯将有令,已按军令状点兵三万,明日便出征延安府,让闯王安心养病,不必挂心军中事务。”没有一句问候,没有半点关切,甚至连进帐看他一眼都不肯,仿佛帐里躺着的不是曾经的闯王,只是个需要“安置”的闲人。一句“不必挂心”,轻飘飘的七个字,却像一把钝刀,要把他彻底从这支义军里割出去,抹掉他所有的痕迹。
高迎祥费力地转了转眼珠,望向帐帘外。灯影晃得厉害,亲卫的身影模糊不清,可那副垂手站立、恭顺待命的模样,他看得真切——这曾是他从亲兵里亲手提拔的人,当年还曾为了给他寻一碗热粥,在雪地里跑了十几里路。可如今,他只认“闯将”,不认他这个“闯王”了。
绝望像涨潮的海水,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彻底淹没。胸口的剧痛骤然加剧,像有团烈火在灼烧,他想张口骂一句“逆贼”,想骂那些背信弃义的首领,想骂眼前这个凉薄的亲卫,可嘴唇刚动了动,就被沉重的无力感攥住,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只能任由那股气堵在喉咙里,憋得他眼前发黑。
他缓缓闭上眼睛,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落,没入鬓发,又有新的泪水涌出来,滴在枕头上的粗布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那湿痕像个无声的叹号,刻着他彻骨的悲惨——曾经叱咤陕北、让明军闻风丧胆的闯王,如今连哭都只能偷偷藏在昏暗的帐里,连一句像样的控诉,都没力气说出口。
帐外的喧嚣还在继续,练兵声、谈笑声、马蹄声交织在一起,那是属于李自成的新征程,是这支义军的新希望,却是他高迎祥的末路。油灯的光越来越暗,灯芯“噼啪”响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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