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风裹着沙砾，像无数细针，扎得人脸上生疼。李默骑着一头瘦驴，背着半袋沉甸甸的种子，站在延川县的土塬上，望着眼前的景象，心像被揪紧了——地里的土干裂得能塞进拳头，去年冬天的积雪早就化得无影无踪，光秃秃的黄土地上，连野草都稀稀拉拉，只有几棵枯树歪歪扭扭地立着，像极了路边那些面黄肌瘦、眼神空洞的流民。
他是半年前从京畿出发的，带着崇祯皇帝的密令，也带着从西洋传教士那里换来的两袋“奇种”——一袋是拳头大、皮糙肉厚的土豆，一袋是颗粒饱满、能长到一人高的玉米。京里的人都说，这两种作物耐旱、耐贫瘠，撒在地里就能活，产量还比粟米高好几倍。可到了陕北，李默才知道，“撒在地里就能活”，在这片被小冰河时代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土地上，竟是如此艰难的事。
刚到延川时，百姓们见他穿着官服，却背着两袋“丑东西”，都躲得远远的。有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劝他：“大人，别费劲了。这陕北的土，连老天爷都嫌弃，种啥死啥，去年种的粟米，收的还不够撒的种，您这圆滚滚的‘石头蛋’（指土豆），能长出啥来？”
李默不辩解，只是把驴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第二天一早就扛着锄头，钻进了村外那片最贫瘠的坡地。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自己先种出样子来——只有让百姓们亲眼看到，这“奇种”能结果，他们才肯跟着种。
从那天起，李默就没穿过一天干净衣服。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往地里走，陕北的坡地陡得很，一步没踩稳就会滑下去，他的裤腿被荆棘划得满是口子，鞋子更是换得勤——布鞋底子薄，踩在尖石上磨，陷在泥地里泡，不到十天，一双新鞋就磨穿了底。他索性让村里的鞋匠做了两双厚底的草鞋，麻绳勒得脚脖子生疼，却能多撑些日子。
白天，他在地里刨坑、施肥、播种，手把手教凑过来围观的百姓：“这土豆不能埋太深，三寸就够，埋深了不透气；玉米要隔一尺种一棵，留够通风的空当，不然长不高。”他教大家用草木灰当肥料，教大家给玉米苗“打尖”，连中午吃饭，都是啃着干粮蹲在地头，眼睛还盯着刚种下去的幼苗，生怕一阵大风把苗吹倒，一场霜冻把芽冻坏。
陕北的春寒来得猛，夜里气温能降到零下。为了护住刚冒芽的土豆苗，李默带着村民们上山割茅草，编成草帘，傍晚时分一张一张盖在地里，天亮再一张张掀开。有天夜里下了霜，他凌晨就爬起来，带着人在地里点火堆，用烟熏的办法驱寒，火光照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脸上沾着草屑和烟灰，活像个庄稼汉，谁也看不出他是从京里来的官员。
鞋子磨坏了一双又一双，他干脆在住处的墙角堆了一堆破草鞋，数一数，竟有十几双——有的鞋底磨穿了大洞，露出里面的烂布；有的鞋帮裂了缝，用麻绳勉强缝着；还有一双，鞋尖被石头戳破，上面还沾着干涸的血渍，那是他上个月在坡地滑倒时，被尖石扎破了脚留下的。可他从不在意，只是每天早上起来，挑一双还能凑活穿的，继续往地里跑。
就在土豆藤蔓刚爬满地面、玉米苗长到半人高时，意外却来了。六月初，先是一场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东边飞来，像一片乌云，落在地里就啃食幼苗，眨眼间，村东头的半亩玉米地就被啃得只剩光秃秃的秆子。紧接着，李自成麾下的一支游骑袭扰了延川周边，抢走了邻村刚收的一点粟米，还放话出来，说李默这是“替朝廷搜刮民脂”，要烧了他的种子田。
消息传来，村民们慌了神。秦老汉急得直跺脚，拉着李默的手说：“大人，要不咱算了吧！蝗虫吃，乱兵抢，这日子没法过了！”几个刚跟着种土豆的村民，甚至偷偷把地里的幼苗刨了，想改种粟米——哪怕收得少，也比被抢光烧光强。
李默的心也沉了下去，可他看着地里那些还没被蝗虫啃完的幼苗，又想起京里崇祯皇帝的嘱托，咬了咬牙，说：“不能算！蝗虫能治，乱兵能打，这苗，绝不能刨！”
他立刻召集村民，分成两队：一队跟着他灭蝗，一队由村里的猎户领着，在村外的山道上设伏，防备乱兵。灭蝗的队伍里，李默冲在最前面，他教大家用布包着木棍，在地里拍打蝗虫，又让村民们把家里的水缸抬出来，盛满水，往地里泼——蝗虫遇水就飞不起来，落在地上就能踩死。他光着脚在地里跑，脚底被蝗虫的残肢和泥土糊住，草鞋早就跑丢了一只，脚底板被尖石划开了口子，渗出血来，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边拍打一边喊：“乡亲们，加把劲！保住一亩苗，冬天就多一口粮！”
就这样，他们连熬了三天三夜。白天灭蝗，夜里轮流守在地里，累了就靠在田埂上打个盹，饿了就啃口干粮。李默的眼睛熬得通红，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脚上的伤口被泥水一泡，肿得像个馒头，可他硬是没退后半步。等到第四天清晨，地里的蝗虫终于被清理干净，而村外的伏兵也传来消息——乱兵被打退了，还缴获了几匹战马和一些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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