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风裹着沙砾,像无数细针,扎得人脸上生疼。李默骑着一头瘦驴,背着半袋沉甸甸的种子,站在延川县的土塬上,望着眼前的景象,心像被揪紧了——地里的土干裂得能塞进拳头,去年冬天的积雪早就化得无影无踪,光秃秃的黄土地上,连野草都稀稀拉拉,只有几棵枯树歪歪扭扭地立着,像极了路边那些面黄肌瘦、眼神空洞的流民。
他是半年前从京畿出发的,带着崇祯皇帝的密令,也带着从西洋传教士那里换来的两袋“奇种”——一袋是拳头大、皮糙肉厚的土豆,一袋是颗粒饱满、能长到一人高的玉米。京里的人都说,这两种作物耐旱、耐贫瘠,撒在地里就能活,产量还比粟米高好几倍。可到了陕北,李默才知道,“撒在地里就能活”,在这片被小冰河时代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土地上,竟是如此艰难的事。
刚到延川时,百姓们见他穿着官服,却背着两袋“丑东西”,都躲得远远的。有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劝他:“大人,别费劲了。这陕北的土,连老天爷都嫌弃,种啥死啥,去年种的粟米,收的还不够撒的种,您这圆滚滚的‘石头蛋’(指土豆),能长出啥来?”
李默不辩解,只是把驴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第二天一早就扛着锄头,钻进了村外那片最贫瘠的坡地。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自己先种出样子来——只有让百姓们亲眼看到,这“奇种”能结果,他们才肯跟着种。
从那天起,李默就没穿过一天干净衣服。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往地里走,陕北的坡地陡得很,一步没踩稳就会滑下去,他的裤腿被荆棘划得满是口子,鞋子更是换得勤——布鞋底子薄,踩在尖石上磨,陷在泥地里泡,不到十天,一双新鞋就磨穿了底。他索性让村里的鞋匠做了两双厚底的草鞋,麻绳勒得脚脖子生疼,却能多撑些日子。
白天,他在地里刨坑、施肥、播种,手把手教凑过来围观的百姓:“这土豆不能埋太深,三寸就够,埋深了不透气;玉米要隔一尺种一棵,留够通风的空当,不然长不高。”他教大家用草木灰当肥料,教大家给玉米苗“打尖”,连中午吃饭,都是啃着干粮蹲在地头,眼睛还盯着刚种下去的幼苗,生怕一阵大风把苗吹倒,一场霜冻把芽冻坏。
陕北的春寒来得猛,夜里气温能降到零下。为了护住刚冒芽的土豆苗,李默带着村民们上山割茅草,编成草帘,傍晚时分一张一张盖在地里,天亮再一张张掀开。有天夜里下了霜,他凌晨就爬起来,带着人在地里点火堆,用烟熏的办法驱寒,火光照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脸上沾着草屑和烟灰,活像个庄稼汉,谁也看不出他是从京里来的官员。
鞋子磨坏了一双又一双,他干脆在住处的墙角堆了一堆破草鞋,数一数,竟有十几双——有的鞋底磨穿了大洞,露出里面的烂布;有的鞋帮裂了缝,用麻绳勉强缝着;还有一双,鞋尖被石头戳破,上面还沾着干涸的血渍,那是他上个月在坡地滑倒时,被尖石扎破了脚留下的。可他从不在意,只是每天早上起来,挑一双还能凑活穿的,继续往地里跑。
就在土豆藤蔓刚爬满地面、玉米苗长到半人高时,意外却来了。六月初,先是一场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东边飞来,像一片乌云,落在地里就啃食幼苗,眨眼间,村东头的半亩玉米地就被啃得只剩光秃秃的秆子。紧接着,李自成麾下的一支游骑袭扰了延川周边,抢走了邻村刚收的一点粟米,还放话出来,说李默这是“替朝廷搜刮民脂”,要烧了他的种子田。
消息传来,村民们慌了神。秦老汉急得直跺脚,拉着李默的手说:“大人,要不咱算了吧!蝗虫吃,乱兵抢,这日子没法过了!”几个刚跟着种土豆的村民,甚至偷偷把地里的幼苗刨了,想改种粟米——哪怕收得少,也比被抢光烧光强。
李默的心也沉了下去,可他看着地里那些还没被蝗虫啃完的幼苗,又想起京里崇祯皇帝的嘱托,咬了咬牙,说:“不能算!蝗虫能治,乱兵能打,这苗,绝不能刨!”
他立刻召集村民,分成两队:一队跟着他灭蝗,一队由村里的猎户领着,在村外的山道上设伏,防备乱兵。灭蝗的队伍里,李默冲在最前面,他教大家用布包着木棍,在地里拍打蝗虫,又让村民们把家里的水缸抬出来,盛满水,往地里泼——蝗虫遇水就飞不起来,落在地上就能踩死。他光着脚在地里跑,脚底被蝗虫的残肢和泥土糊住,草鞋早就跑丢了一只,脚底板被尖石划开了口子,渗出血来,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边拍打一边喊:“乡亲们,加把劲!保住一亩苗,冬天就多一口粮!”
就这样,他们连熬了三天三夜。白天灭蝗,夜里轮流守在地里,累了就靠在田埂上打个盹,饿了就啃口干粮。李默的眼睛熬得通红,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脚上的伤口被泥水一泡,肿得像个馒头,可他硬是没退后半步。等到第四天清晨,地里的蝗虫终于被清理干净,而村外的伏兵也传来消息——乱兵被打退了,还缴获了几匹战马和一些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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