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耿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我们这些骨干：“村子可以放弃，但人必须保住。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和鬼子在这大山里周旋。他们的兵力占优，装备占优，但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有对这里一草一木的熟悉！”
他开始重新部署：“魏书记，你负责协调所有隐蔽点的群众，确保安全和基本生活，非必要绝不暴露。”
“张连长，你带一部分人，负责骚扰鬼子的侧翼和后勤线，动静闹大点，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老马，你带几个最熟悉路的，前出侦察，摸清鬼子主力具体的推进路线和薄弱环节。”
“大山，刘老嘎，你们狙击小组，化整为零，自由猎杀！目标，鬼子的军官、通信兵、炮兵观察员！我要让中村感觉，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下一秒就没命！”
新的任务下达，带着一种悲壮的决绝。我们不再固守一村一地，而是要融入整片大山，用最残酷也最有效的方式，一点点放干敌人的血。
短暂的休整和补充食物饮水后，我们再次行动起来。溶洞里的人们默默地看着我们整理装备，眼神复杂。他们知道，我们将要离开这相对安全的庇护所，再次踏入外面那危机四伏的黑暗。
二蛋紧紧跟在我身边，帮我检查着子弹袋。“哥，小心点。”他低声道，声音有些哽咽。
我看着他，用力揉了揉他的头发：“照顾好自己和何卫生员。等打跑了鬼子，哥带你回保康县，吃娘做的臊子面。”
他重重点头，眼圈红了，却努力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和刘老嘎，加上另外两名枪法精准的八路军老兵，组成了两个双人狙击小组，率先离开了溶洞，如同水滴融入夜色。我们没有特定的路线，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像幽灵一样，飘向敌人可能经过的区域。
山林在夜晚展现出它神秘而危险的一面。我们借助微弱的星光和对我地形的记忆，在黑暗中潜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耳朵捕捉着风声、虫鸣，以及任何可能属于敌人的声响。
这种独自（或双人）在敌群中穿梭、伺机猎杀的感觉，与之前在队伍中行动截然不同。孤独感、危险感成倍增加，但那种掌控生死、隐匿于无形的感觉也愈发强烈。我和刘老嘎默契地交替掩护，无声地穿梭在岩石和树木的阴影里。
第一天，我们在一片可以俯瞰主要山路的密林中潜伏了整整一个白天。下方，鬼子的队伍果然如同张铁锤所说，缓慢而严密地推进着。他们派出了大量的尖兵和侧翼警戒，工兵在前面排雷（主要是我们设置的简易绊索雷），队伍中间是扛着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步兵，还有几个骑着东洋马的军官。
我们没有轻易开枪。距离太远，目标也在移动，成功率不高，反而容易暴露。我们在等待，像最有耐心的猎人，等待最适合的猎物和时机。
直到黄昏时分，机会终于来了。一支大约十人的鬼子巡逻队，偏离了主力路线，试图抄近路翻越一道山梁，正好从我们潜伏点下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经过。带队的是一个曹长，正拿着地图和对讲机（可能是小型电台）说着什么。
我和刘老嘎对视一眼，无声地达成了共识。
他锁定了那个拿着电台的通信兵。
我则瞄准了那个曹长。
几乎在同一时刻，两声轻微到几乎被风声掩盖的枪声响起。
下方的鬼子曹长和通信兵身体猛地一震，几乎同时扑倒在地。突如其来的精准打击让剩余的鬼子瞬间慌了神，他们惊恐地卧倒，朝着四周盲目射击，却根本找不到子弹来自何方。
我们早已在开枪后的瞬间，如同狸猫般滑下潜伏点，借助地形迅速转移，消失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之中。
身后，鬼子混乱的枪声和叫骂声，成了我们这一天唯一的战果，也是投向中村心头又一抹挥之不去的阴霾。
这样的猎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方式，不断上演。我们像附骨之疽，缠绕着日军主力。有时是冷枪打掉一个机枪手，有时是偷袭掉队的运输兵，有时甚至只是在远处制造一些声响，吸引鬼子的火力，让他们疲惫不堪，疑神疑鬼。
中村的推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他不得不分出更多的兵力保护侧翼和后勤，行军更加谨慎，夜晚宿营时更是如临大敌，探照灯和巡逻队增加了数倍。
我们知道，这无法阻止他最终抵达石匠铺，也无法改变村子被毁的命运。但我们用这种方式，一寸寸地消耗着敌人的士气和力量，为疏散的群众争取着宝贵的时间，也在用行动宣告：这片浸透了血与火的山林，永远不可能被真正征服。
每一次扣动扳机，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悄然遁走，我都能感觉到胸腔里那股冰冷的火焰在燃烧。它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复仇，更是为了身后那些藏在山洞里、期盼着黎明的人们，为了二蛋，为了李老蔫和所有倒下的兄弟，为了这片土地上，那不屈的、生生不息的魂。
阴霾笼罩着群山，但猎枪的撞针，已在黑暗中一次次清脆地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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