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的应对策略迅速付诸实施。他不仅颁下诏书，大力支持杜预修缮古战场的奏请，更将此举升格为一项旨在弘扬大魏忠烈、彰显天子仁德的盛大工程。一时间，朝野上下皆知陛下心系社稷，追思先贤，原本杜预意图借此向司马昭邀功的色彩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对天子圣明的普遍赞誉。这巧妙的一手，无疑在司马昭收买人心的策略上釜底抽薪，让那些还在观望的士人，看到了天子不甘屈居人下的决心。
司马昭仍需亲自坐镇淮南，但他深知洛阳才是权力核心，天子曹髦更是他心头始终悬着的利刃，因此，派遣自己的长子留守，无疑是寄予了厚望与极度的信任。
司马炎，字安世，年方弱冠，虽不及父辈老辣深沉，却也聪慧过人，胸怀抱负。他深知此番留守洛阳，身负重任，既要稳定朝局，更要时刻监视着宫城深处的年轻天子。父亲临行前的叮嘱言犹在耳：“曹髦不可小觑，其人有帝王之气，更有过人之智，切不可掉以轻心。”司马炎对此铭记于心，踏入洛阳宫城之时，他便已准备好，要以最严密的姿态，将这位皇帝牢牢掌控。
曹髦对此心知肚明。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试图以政事去试探司马炎，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司马炎虽然年轻，但受其父熏陶，亦是饱读诗书，颇有才名，且素来好名。曹髦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与其针锋相对，不如顺水推舟，予其所欲。
数日之后，宫中便开始频繁设宴。这些宴饮并非寻常的宫廷庆典，而是以文会友、以学论道的清雅之聚。受邀者多是洛阳城中负有盛名的士人、学者，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监国司马炎。
宴席之上，美酒佳肴固然丰盛，但更引人入胜的，却是围绕着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探讨。曹髦亲自主持，他博闻强识，出口成章，无论是对古籍的精辟解读，还是即兴赋诗的才情，都令在座的士人叹为观止。他有时会引经据典，与大学士们争辩某个字的本义；有时会抚琴一曲，然后与众人探讨音律之美；更多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些看似无关紧要，实则颇具深度的学术问题，引得群贤毕至，畅所欲言。
司马炎作为监国，自然也在受邀之列。起初，他带着几分警惕与审视，仔细观察着曹髦的言行举止，试图从中找出任何政治上的端倪。他以为曹髦会在酒酣耳热之际，或借诗言志，或旁敲侧击，提及朝政得失，甚至暗中拉拢人心。然而，令他意外的是，曹髦的表现无懈可击。他全心沉浸在学问与艺术的海洋中，仿佛一个真正的文人雅士，对宫廷外的波谲云诡充耳不闻。
曹髦在这些场合，对司马炎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每当司马炎发表见解，曹髦总会认真倾听，不时点头称是，甚至会加以赞扬，称其“见识非凡，深得先贤遗风”。这让司马炎感到颇为受用。他本就自负才华，如今能得到天子的认可与称赞，心中自然生出几分得意。
一月复一月，宫中的宴饮和清谈从未涉及政务，始终围绕着风雅之事打转。曹髦表现出的，是一个沉迷于文学艺术、对朝政似乎毫无兴趣的青年天子。他仿佛真的将天下大事抛诸脑后，只愿与文人雅士共度时光，沉醉于诗酒风流。他甚至还发起了一项庞大的工程，旨在整理散佚的古籍，并邀请司马炎作为监修之一，让他更深地卷入到这些“无害”的文化活动中。
司马炎的疑虑逐渐消散。他开始相信，这位年轻的皇帝，或许真的只是一个才华横溢、却缺乏政治抱负的文人。他甚至觉得，有这样一位专注于诗酒的君主，对自己而言，反而是件好事。他开始定期向远在长安的父亲司马昭呈报，称陛下沉湎于文墨，不问世事，性情温和，并无图谋之心。他的报告中，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曹髦的轻视，以及对自己监国之功的自满。
表面上，曹髦沉浸在诗书的海洋中，享受着与士人清谈的乐趣。他的脸上常常挂着温和的笑容，眼神中透着几分超然物外的淡泊。然而，在这层精心编织的“麻痹”之网下，他的心智却如同深渊般清醒而深邃。每一次宴饮，每一次论道，都是他对司马炎性格的细致观察，都是他为将来布局的微小一步。他要让司马炎乃至远在长安的司马昭都相信，大魏的天子，不过是一个困于宫墙之内的风雅之士，一个毫无威胁的傀儡。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那个真正能够打破局面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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