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张颖切换图表，“今年1-5月，集团总收入4,280万元。分业务线看：音乐制作与艺人经纪收入1,620万元（占比37.9%），网吧系统服务费收入1,850万元（占比43.2%），好听音乐网广告收入24万元（占比0.6%），其他收入（版权授权、活动承办等）786万元（占比18.3%）。”
她用激光笔指着饼图：“目前最大的收入来源是网吧系统，但增速最快的是音乐业务。预计六月份双专辑发行后，音乐业务收入占比会大幅提升。”
“利润情况。”张颖翻到下一页，“1-5月，集团净利润1,170万元，净利润率27.3%。分季度看：一季度净利润380万元，二季度（4-5月）净利润790万元，环比增长108%。”
她抬起头：“这个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网吧系统加盟费的集中确认，二是《Baby》等歌曲的国际版税开始回流。预计三季度在双专辑发行的推动下，利润还会创新高。”
我在白板上记下关键数字：总资产3.21亿，净利1,170万，增长108%。蓝色的笔迹和黑色的交错，构成一幅复杂的财务图景。
“现金流。”张颖最后说，“截至6月1日，集团账面现金3,860万元。其中1,600万元是预留的运营资金，800万元是《华夏》专辑的制作和宣传预算，600万元是半导体基金的二期预备款，剩余860万元为自由现金流。”
她合上文件夹：“总体评价：现金流健康，资产结构合理，增长势头强劲。唯一的风险点是——业务线太多，管理复杂度高，对核心团队的挑战很大。”
我点点头。张颖说到了关键点。漂亮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是一个个攻克的技术难题，是一次次艰难的谈判，是团队成员牺牲个人时间换来的。
“接下来，”我看向赵振，“法律与投资板块。”
赵振站起来，他没有准备PPT，只是翻开笔记本，用他一贯的、条理清晰的方式汇报。
“首先是IFPI诉讼的进展。”他说，“经过五轮谈判，我们与IFPI达成和解协议。核心条款：我们一次性支付120万美元赔偿金，分三期付清；我们承诺建立更完善的版权过滤系统；IFPI撤回全球范围内的诉讼，并协助我们与其他唱片公司谈判。”
他顿了顿：“这个结果比预期好。最初对方要价300万美元，且不撤诉。我们能谈到这个程度，主要得益于三方面：一是我们与滚石、华纳达成了正版合作，有了谈判筹码；二是我们主动推出原创扶持计划，展现了建设性态度；三是……”他看向我，“田总在发布会上‘开放后台数据’的提议，震撼了整个行业，赢得了舆论支持。”
我摆摆手：“是团队的努力。继续说。”
“半导体投资基金。”赵振翻到下一页，“首期投资2,400万美元已全部到位，占中芯国际首期基金的6%，对应项目公司2%股权。法律文件全部完成，包括投资协议、股东协议、知识产权归属协议、退出机制约定等，共1,243页，中英双语。”
他推了推眼镜：“我带队审了四遍。核心条款都对我们有利：知识产权归项目公司，我们有权查阅技术进展，重大决策有一票否决权。最重要的是——我们锁定了下一轮融资的优先认购权。”
“张博士那边有什么反馈？”我问。
“他很满意。”赵振说，“他说我们是他见过的最专业、最高效的投资方。没有干涉技术，但提供了关键的商业和法律支持。他还说……”赵振笑了笑，“6月18日的奠基仪式，你一定要去，他要和你喝一杯。”
会议室里气氛轻松起来。大家都知道，芯片投资是个十年周期的长跑，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它的战略意义，超越了所有财务数字。
“最后是人才数据。”我说，“王工，你来。”
王工重新站起来：“截至6月1日，星海系（包括所有关联实体）全职员工总数247人。其中北京总部132人，上海办公室38人，武汉运营中心28人，其他地区（广州、成都、西安等）49人。”
他调出组织结构图：“员工构成：技术研发87人（占比35.2%），内容制作46人（18.6%），运营市场62人（25.1%），行政管理32人（13%），其他20人（8.1%）。”
“学历分布：硕士及以上38人，本科156人，大专53人。平均年龄26.8岁，最年轻的员工19岁，最年长的48岁。”
“薪酬福利。”王工继续，“人均月薪4,200元，是北京市平均工资的1.8倍。我们为所有员工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年度体检、带薪年假、项目奖金。此外，员工期权池目前还有12.3%的份额，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第二批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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