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办公室里的那番长谈，余音绕梁，在唐建科的心湖中持续激荡。那些关于格局、视野、担当的期许，不再是悬浮空中的概念，而是如同精密齿轮，一齿一扣地嵌入他思维的底盘，驱动着整个内在系统进行着重构与升级。表面上看，他依旧是那个沉稳干练的唐副科长，照常主持科务，审阅文件，协调各方。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种变化，连最亲近的工作伙伴也感受到了些许不同。
周一上午的科务会，唐建科部署本周重点工作时，提到要提前研究明年一季度的工作思路。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直接分配任务，而是先引导性地发问：“大家有没有想过，除了常规的总结计划，明年开年我们综合科可以在哪些方面主动作为，搞一两个有点新意的‘自选动作’，给领导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这个问题让在座几位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科员愣了一下，会议室出现了短暂的安静。老张习惯性地想开口说些“按照领导指示办”的套话，但看到唐建科目光沉静地扫过众人，似乎在等待真正的思考，又把话咽了回去。年轻的小孙犹豫了一下，大胆提出了是否可以做个关于兄弟县区创新做法的对比分析。唐建科立刻肯定了这个点子，并鼓励大家继续发散思维。小小的波澜，让科里同事隐约觉得，唐科长的思路似乎更活泛，也更具引导性了。
雷浩的感受更直接。周二下午，他打电话给唐建科，吐槽某个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部门扯皮，语气颇为烦躁。若是以前，唐建科多半会耐心听他倾诉，然后从协调技巧上给予建议。但这次，唐建科安静听完后，却问了一个问题：“雷哥，你觉得这个扯皮现象的背后，是人的问题，还是机制的问题？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具体项目，从优化跨部门协作流程的角度，能不能提出点什么建议，让以后类似的事情少发生？”雷浩在电话那头顿了好几下，才瓮声瓮气地说：“建科，你这话……有点意思啊，捅到根子上了。我得琢磨琢磨。”放下电话，唐建科意识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运用赵建国所教的“向上看一级”的思维方法了。
这种变化是内在驱动力的自然外显。唐建科深知，赵建国为他打开的那扇窗，通往一个更广阔也更复杂的世界。要想在那个世界里立足，甚至有所作为，仅凭过去的经验和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一次彻底的、系统的内在梳理与加固，需要将导师的期许内化为自己坚不可摧的信念基石。他渴望一场与自己的深度对话，一次思想上的“闭关”。
机会在周五晚上到来。他推掉了一个可去可不去的饭局，独自留在那间熟悉的办公室。夜色渐深，办公楼里只剩下零星几个窗口还亮着灯，寂静如水般蔓延开来。他没有开顶灯，只拧亮了桌案上的旧台灯，一圈温暖的光晕将他笼罩，仿佛与世界隔开，营造出一个绝佳的思考空间。他冲了一杯浓得发苦的茶，然后郑重地打开一个崭新的牛皮封面笔记本，在扉页上，用他那一手工整而不失风骨的钢笔字，缓缓写下三个字：砺剑录。这既是对过往的磨砺总结，更是对未来的鞭策与期许。
笔尖与纸张摩擦发出沙沙声，如同耕犁划开沉睡的土地。他的反思，首先从“根”开始。他细致地回溯了自己踏入县委办以来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从最初面对简单公文时的忐忑不安，到独立承担全县性大会主报告的重任；从在部门协调中初试锋芒的谨慎，到获得周建斌、马胜利等实权派局长认可后的清醒。他像一位严谨的考古学家，仔细清理着每一段经历上的尘埃，审视其中的得失。他重温了与林秀云因人生路径选择不同而和平分手时的那份理性与隐痛，那让他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于这份事业的执着远超个人情感的羁绊；他回忆起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时，通宵达旦、殚精竭虑后的疲惫与成就感；他品味着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时，如履薄冰、权衡再三后的小小进展。这些或艰难或光彩的瞬间，此刻都被他客观地摊在灯下，剥离了当时的情绪外壳，冷静地分析其对自己能力、心性的塑造作用。他意识到，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积累，构筑了他今日能够接住赵建国那番重托的基石。
反思的第二步，是深刻而诚恳地“照镜子”，直面自身的“软肋”与“短板”。赵建国那句“看得不够远，想得不够深”的评语，如同警钟，在他耳边长鸣。他剖析自己，满足于高效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却在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上缺乏锐气；善于在既定框架内精耕细作，却在打破常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魄力不足；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工作关系网络，但如何将人脉资源有效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合力，尚处在摸索阶段。尤其是在“识人”的慧眼和“用人”的胆略上，他对比赵建国那举重若轻、洞悉秋毫的掌控力，深感差距犹如鸿沟。他将这些不足一条条清晰地罗列在笔记本上，不是为了自我否定，而是为了明确未来修炼的重点和方向。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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