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初步调研，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下探测到了汹涌的暗流。唐建科掌握的信息越多，心情却越发沉重。开发区体制机制的问题，远比他预想的更加盘根错节，且已深深侵蚀到市场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与赵处长等内部人士的交流，揭示了“机体”内部的梗阻；接下来，他需要倾听“血液”流动最前沿——企业——的真实呼声，用最直观、最尖锐的案例和数据，为改革方案注入无法辩驳的现实力量。
这一次，他没有再选择茶舍之类的中间地带，而是决定直接“潜入”企业运营的一线。他让顾伟民以“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非办公厅官方身份）进行营商环境匿名抽样访谈”的名义，谨慎地联系了开发区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选择标准很明确：一是外资企业，因其对规则和效率高度敏感；二是本土成长、对当地政策依赖度高的民营企业，他们感受最深切；三是企业规模中等，既能反映普遍性问题，又不至于像巨头那样拥有与政府直接对话的特殊通道而可能有所保留。
周三下午，唐建科在顾伟民的陪同下，乘坐一辆普通的公务车，来到了开发区东部片区。第一家是一家德资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名为“德晟精工”。接待他们的是公司总经理，一位四十岁左右、举止干练的德国人卡尔·施耐德先生，以及中方副总经理王总。会谈地点就在王总略显简洁的办公室。
寒暄过后，唐建科开门见山：“施耐德先生，王总，感谢二位拨冗。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内部调研，旨在倾听企业的真实声音，为政策改进提供参考。请放心，此次访谈完全匿名，内容仅用于研究目的。希望能听到贵公司最真实的感受和建议，无论是流程、成本还是服务效率方面。”
卡尔·施耐德用流利但带着口音的中文回应，语气直接而客观：“唐先生，我们选择清源投资，看中的是这里的产业配套和地理位置。总体而言，大的环境是好的。但是，”他话锋一转，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在具体的运营效率上，确实存在可以显着提升的空间。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去年计划扩建一条智能化生产线，这是符合贵国产业升级方向的。从公司董事会批准到最终拿到施工许可证，总共花费了11个月的时间。这其中，超过一半的时间消耗在各种前置审批、部门间的协调以及等待上。我知道中国有复杂的审批程序，但我们对比了在其他国家投资的经验，这个周期显然是过长的。时间成本，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竞争力。”
唐建科迅速在本子上记下“项目扩建审批周期11个月”，并追问：“在审批过程中，您认为卡点主要出现在哪些环节？是标准不清晰，还是沟通不畅？”
中方王总接过话，语气带着无奈：“环节多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有些环节互为前置，一个卡住，后面全停。比如，环评和规划许可之间，有时就需要反复沟通。而且，不同的审批部门对同一政策的理解有时会出现差异，我们就像夹在中间，需要不停地去解释、去协调。开发区管委会的对接人员很努力，但他们似乎权限有限，很多问题需要向上请示，周期就又拉长了。” 他顿了顿，补充道，“这还不是个案，我们园区内好几家外资企业都有类似反映。”
唐建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印证了他关于“权责不清、协调效率低”的判断。他继续引导：“除了审批，在日常经营中，还有哪些方面觉得负担比较重？”
“各类检查、评比、会议和报表。”卡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必要的监管我们理解。但频次过高、标准不一、甚至部分检查流于形式的情况是存在的。我们需要专门安排人员应对这些事务，这分散了管理层专注于生产和创新的精力。我们做过统计，去年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花费在接待各类参观、检查和参加非业务强制性会议的时间，累计超过80个工作日。这相当于一位高管近四个月没有完全投入到核心业务上。” 他出示了一份内部统计表格，数据清晰得刺眼。
唐建科心中一震，这个量化的数据极具冲击力。他郑重地记下“非业务性接待会议耗时80人/日”。
离开德晟精工，唐建科和顾伟民又驱车来到一家本土民营高科技企业——“创新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创始人兼CEO李总，是一位三十多岁、带着技术员质朴又有着企业家敏锐的中年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元器件和图纸，氛围与德晟精工的井然有序截然不同。
李总的倾诉则更加直白和急切：“唐老师，不瞒您说，我们这种小公司，对开发区的感情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当初给的政策优惠和场地支持，让我们活了下来；恨的是，等你要发展、要扩大的时候，感觉就使不上劲了，甚至有时候还扯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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